后记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正在山西师范学院（后改称山西师范大学）政史系担任中共党史教师。当时学校号召和鼓励教师在课余时间进行科研工作。我因为从小就在太岳区学习和生活，对太岳区怀有深厚的感情，所以就将编研太岳革命根据地史作为自己的科研方向。
可是，当时我对太岳区的历史情况除了有一些儿时的感性回忆以外，手头没有任何材料。是山西师院党委组织部的周敦义同志（他原来也是中共党史教师）将他过去手抄的《一二九师大事记》送给我，我阅后才对太岳区的情况有了一个概括的了解。
在1980年暑假前，我向自己正在教课的政史十班学习委员常金仓同学提出，请他组织七八位同学，利用暑假时间和我一起去山西档案馆抄写一些有关太岳区的历史档案。也就是在这年暑假，我领着常金仓和他们班的同学住在太原师专的教室里，以课桌为床，使用由我在平遥工作时的同事、该校教务长尤乃才出面向该校招待借来的被褥，每天除了吃三顿饭，就是泡在省档案馆手抄资料。一干就是半个多月，抄回有关太岳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方面的资料一百多万字。这一百多万字的资料，为我编研太岳区史创造了基本条件。可惜这七八位同学的名字，我现在竟然都记不得了。想起来这是很愧对他们的。就是常金仓这位抄写档案资料的组织者，我写这篇《后记》时才从网上查到，他在山西师大毕业后就留校任教。后来成了吉林大学的历史学博士，并先后在山西师大、陕西师大、辽宁师大担任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成了著名的历史学家。可是在2011年他就英年早逝了。知道这个情况后，我的心里不禁涌现出了一阵悲凉，也更是心有不安了。
在这以后，我和卢海明、李莲英、遆国英等同志就着手进行太岳革命根据地史的编研工作。李莲英比较早地调到北京后就不再过问此事，遆国英家庭拖累较多，而卢海明同志当时是单身，和我住邻居，彼此也投缘，所以无论是外出征集资料，还是在校整理资料或者撰写文稿，以我和卢海明合作的时间最多。当年，我和卢海明同志曾一起去《山西日报》社资料室逐日查阅了太岳区出版的报纸，到山西省军区档案室、山西省图书馆、陕西省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抄写了几十万字的文字资料。在太原、北京、河南、陕西等地访问了当年太岳区党政军各方面的领导同志四五十人。与此同时，我和李茂盛、赵晶在撰写《安子文》传的过程中也征集到一些太岳区的资料，总计当时我们手里的访谈录音资料和文字资料已有三四百万字了。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从1981年起就着手撰写《太岳区大事记》、《太岳革命根据地发展简史》和《太岳区的管辖范围领导机构的沿革》等文稿。这期间，沁源、安泽、阳城、长治、河南新乡等地的党史编研人员以及武乡八路军总部纪念馆的同志，搞太行根据地史研究的田西如同志，搞晋绥根据地史研究的李吉同志都和我们经常沟通信息，交流情况和资料。尤其是中国革命博物馆副馆长（原《太岳日报》社副社长）董谦同志和山西省文史馆的王生甫同志、霍成勋同志、董双印同志以及山西省图书馆的刘伟毅同志对于我们的编研工作不仅提供资料，而且多方指导。还有山西师院政史十九班的许多同学，在课余时间毫无报酬地为我们腾抄资料和文稿。而山西师院科研处为我们全额报销了各种出差开支和资料印刷费用。正是因为有了众多同志的帮助、鼓励和支持，我们才能在太岳区史的编研工作方面取得较多的成果。在这里，我怀着感恩的心情，十分感谢所有帮助过我们的同志。特别是感谢我们曾经工作过的山西师范大学对我和海明等同志从事太岳革命根据地研究的鼓励和支持。
1982年7月，我与卢海明同志参加了在太原举行的北方八省地方志工作会议。会议确定由山西师院（不久改称山西师范大学）负责太岳革命根据地史的编研工作。此后，我们继续校正和充实《太岳区大事记》和《太岳区领导机构沿革及行政区划沿革》的内容，在《山西师大学报》上发表了《太岳革命根据地发展简史》（连载），在中共新乡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纂办公室主办的《地方党史编纂动态》第十期上发表了《太岳解放区大事记》（征求意见稿），还进行了一些其他方面的有关太岳区的编研工作，发表了多篇有关太岳区史的文稿，从而为太岳革命根据史的编研工作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1983年8月，中共山西省委同意组成由郭钦安（原山西省副副省长，中共太岳区党委组织部部长）负责的“太岳革命根据地史编写班子”。不久就由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派阎文彬同志到山西师院把我和卢海明借调过去。我们带着已经征集到的全部资料，在已有基础上继续进行太岳区史的编研工作。在阎文彬同志的参与下，通过补充和核实，将《太岳革命根据地大事记》（初稿）和《太岳革命根据地领导机构和行政区划的沿革》（初稿），这两份文稿由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室铅印为征求意见稿，通过召开座谈会和个别访谈，广泛征求意见。
1984年7月，我调到北京工作以后，卢海明正式调入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由他和阎文彬、师文华等同志一起编写太岳革命根据地的大事记和太岳区史。期间我也回去参加了一段太岳区大事记的编定工作。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为了纪念太岳革命根据地创建八十二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我和卢海明同志又把过去撰写的旧稿拿出来作了较大的补充与订正，使它以新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这本书中有些看法与后来由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主持撰写的太岳区史不尽一致。在本书收入的太岳区大事年表和太岳革命根据地发展史中，对一些事情的述说和有关领导同志的访谈资料也有不一致处。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采用了“并存”的办法，没有轻易地把两者统一起来。我们想，这些不一致处还是等以后有了确实的佐证再来统一修正比较妥贴。
还有，经过作者本人的同意，本书收入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赵晋同志和山西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党委书记郭学旺教授所写的文稿。谨致谢忱。
在这本关于太岳革命根据地研究的书稿完成以后，我又请中国文史出版社的第一编辑室的王文运主任给予审读。并希望这部书稿能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王文运同志在担负很繁重的其他书稿编辑任务的同时，又承担了这部书稿的责编工作。他在责编这部书稿的过程中精益求精，不仅订正史实，而且对于文字甚至标点符号的疏漏处都予以改正。对于他这种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我是十分钦佩的。在这里，谨向王文运同志致以谢意。
宋荐戈
北京龙潭湖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