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读书会左传组举办2026年上半年第一次读书活动
2026年3月21日9:0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左传组在谢耀亭老师的带领下于晋学研究所开展了2026年上半年第一次读书活动。
本次读书会聚焦《左传》桓公四年至五年相关记载，围绕礼制时令、王命征伐、秦芮之争以及史书笔法等主题展开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
在礼制与记事笔法部分，同学们首先研读了“公狩于郎”的记载。针对《左传》“书，时，礼也”的论断，大家结合《周礼·大司马》“中冬教大阅，遂以狩田”之制，辨析了周正与夏正的差异，明确了此年虽为建丑，春正月实为夏正季冬，仍属农闲狩猎之时，进而理解了《春秋》书“时”的礼制依据。随后，围绕“宰渠伯纠”之名，同学们结合杜预注与杨伯峻按语，讨论了周王室世官制度及“父在，故名”的书写体例，并与下年“仍叔之子”未列于朝的情况进行了对比。
在历史叙事部分，大家重点分析了秦、芮、周、魏四国的军事互动。从“秦师侵芮，败焉，小之也”一事出发，同学们结合《竹书纪年》相关记载，梳理了秦人早期都邑迁徙的脉络，并参照王国维《秦都邑考》及近年凤翔雍城遗址的考古发现，探讨了春秋初年秦国的势力扩张与周王室的关系。此外，“王师、秦师围魏，执芮伯以归”一事，引发了关于周王室借诸侯之力干预小国政治的讨论，同学们结合《路史》所引《纪年》之文，试图还原桓王十二年冬这一系列事件的完整时间链条。
在文本解读与史法讨论部分，大家围绕“天王使仍叔之子来聘”的记载展开辨析。结合《诗·大雅·云汉序》及顾颉刚《有仍国考》，同学们探讨了“仍叔”世为周大夫的可能性，并对比“武氏子”“仍叔之子”等称谓，分析了《春秋》对无爵而代父行事者的书写惯例。此外，“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作为春秋时期唯一一次天子亲征的记载，引发了对王室衰微与诸侯离心问题的深入思考。大家还结合“州公如曹”一事，讨论了州、曹两国地望及传世铜器铭文中的相关线索。
本次读书活动圆满结束，期待下一次读书活动的举行！
（文/2404 剌宇馨）
春秋读书会山西历史文化探寻组举办2026年上半年第二次读书活动
2026年3月21日9:0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山西历史文化探寻组在刘宝峰老师的带领下，于学院资料室开展了2026年上半年第二次读书活动。
本次读书会小组成员在刘宝峰老师的指导下以《中国地方志集成 山西府县志辑4 乾隆大同府志》为核心研读文本，在前期目录解读的基础上，重点推进了官迹（上）卷的精读工作，并围绕孝行、义举主题展开史料摘录与初步分析。
研读过程中，刘老师首先带领成员回顾了《中国地方志集成 山西府县志辑4 乾隆大同府志》的体例框架与核心价值，强调地方志作为“一方之全史”，在还原清代山西地方社会风貌、伦理秩序与治理实践方面的独特意义。随后，师生共同聚焦官迹（上）卷，对其中人物事迹进行逐段释读：本次研读志书320-324页中上起周秦，下至曹魏的部分内容，涵盖了历代镇守大同、云中、雁门地区的重要官吏与将领——周代赵固、李伯安定边地，秦代蒙恬修筑长城镇守北疆，汉代郅都、辛庆忌等治边安民，魏晋牵招、裴潜安抚边族，曹魏曹彰等征战戍边。
而其中孟舒与魏尚的事迹尤为凸显传统“义”之内涵：孟舒在贯高谋反事件中，即便面临连坐三族的险境，仍执意追随赵王，彰显了忠君赴义的气节；魏尚久镇云中，体恤下属、爱护士卒，以戍边卫国的担当践行了君臣之义。刘老师以此为核心，细致剖析了传统官僚伦理中“义”的多重面向，以及这类叙事在地方志书写中承载的教化功能，成员们结合文本提出疑问与见解，现场研讨氛围浓厚。
针对本学期研读重点官迹与人物两卷，刘老师明确了“孝行—义举”的分析主线，要求小组成员摘录志书中记载的孝行、义举相关内容，明确了本学期的学习方向与研究重点，为之后开展精细化研读与分析做好准备工作：一方面梳理大同地区孝子孝女的典型事迹，探究传统孝道在地方社会的实践形态；另一方面整理义士、列女的义举案例，分析民间互助、舍生取义等行为的社会基础。此外，成员们也在老师指导下，学习了史料分类、关键词提取与内容概括的方法，为后续史料研究做好准备。
此次读书会通过对《中国地方志集成 山西府县志辑4 乾隆大同府志》官迹卷目的深度研读，不仅让小组成员进一步掌握了地方志史料的解读路径与分析方法，更深化了对清代山西地方伦理文化与社会治理的认识。刘老师结合具体文本的示范讲解，帮助成员们提升了史料辨析与信息提炼的能力，为后续深入探究大同地区乃至清代山西地方文化筑牢了学术根基。
期待下一次读书活动！
（文/2403张馨娟）
春秋读书会国史大纲组举办2026年上半年第二次读书活动
2026年3月22日10:0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国史大纲组在张焕君老师的带领下于腾讯会议开展了2026年上半年第二次读书活动。
本次读书会，张老师带领同学们阅读了《国史大纲》第八章第一节西汉初年之社会后半部分的内容。
读书会伊始，张老师提醒同学们注意标题和正文的对应关系。标题是对正文的高度概括，我们学习第八章统一政府文治之演进，标题的关键词是文治，文治就是本章的主要内容，同时隐含了将与文治对立的军事战争层面内容排除出本章，集中讲述和平常态下政府的运转。
具体到第一节西汉初年之社会，关键词是社会，分别论述的农民与奴婢、商贾和任侠，即当时社会的主要组成阶层。这样继续深入思考下去，我们也可以体会到作者的内心、写作的特色，进而发现作者的偏狭之处。
将作者呈现和突出的内容进行分析，反推作者未呈现、甚至故意隐藏的内容，我们就可以对书中内容进行更完备的认识，从而对其中的观点进行理性判断。
西汉初年的商贾经营可分为：采冶、制造、种植、畜牧、运输诸项目。这有赖于山林禁地的解放和大规模奴隶的运用。山林禁地的解放将原本由国家垄断的山林、河流、湖泊等区域，允许百姓开采其中的矿产、捕捞水产、煮盐等，将资源的经营权下放给民间，而奴隶的运用则使无成本剥削成为可能。
奴隶在其主人，通常是大土地所有者和大商人，有组织地驱使下进行无偿劳动，而产品全部属于其主人。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部分有头脑、有原始资本的商人很快积累了巨额财富，并成为社会的中间阶层。
具体分析商人的产业经营，巨富的商人集中于采矿、制造、运输等产业，而稍次一点、资产相对而言较低的商人集中于农牧业。排除掉一些个体经营的小商小户和农闲时贩卖家庭手工业剩余产品的农民，不难发现，从事工商业通常是积累财富或者说暴富的主要途径，农牧业的财富积累速度则相对较低。
这不仅仅是汉代中国独有的，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前，只要是以农业经济为主导的国家和地区，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如此。
任侠不同于商人以金钱购买奴隶从事产业经营，他们更多的是相信所谓“意气相投”，专门收留社会上的亡命之徒作为宾客，从事的也多是非法的行业来获取利益。
关于“任侠”的解释，《墨经》中以为“任士损己而益所为”，《韩非子·八说》也提到“弃官宠交谓之有侠。”完全是褒义的存在。《史记·游侠列传》中载“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此如顺风而呼。而布衣之侠靡得而闻。”
司马迁本意是通过对比“王者亲属”与“布衣之侠”，表达对平民侠客的推崇和对他们事迹被湮没的遗憾，但也从侧面展示了任侠发展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主要出身王公贵族，地位高，且有财富，收揽多为士阶层的宾客，以延陵季子、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为典型（其中延陵季子为春秋时期吴国贵族，两度谦让君位，交往列国卿相，享有贤名，符合“侠”的定义）。
汉初进入第二个阶段，闾巷之侠兴起，出身平民，没有巨额财富积累，招揽的多是亡命之徒。以朱家、剧孟、郭解等为典型。处于两阶段之间的过渡可以张良作为参考，张良出身韩国贵族，身份高贵，韩国破灭后，张良将全部家财都投入反秦事业，征求刺客行刺秦王政。
由于秦朝的统治过于短暂，还有许多如同张良一样，由贵族降至平民的人群尚未完全泯灭，他们的地位和财富都已经衰落，但仍有一定号召力，与其他出身平民，以“义气”相结交、招揽亡命之徒的人群共同组成了汉初的任侠阶层。
如果对任侠进行具体的分类，可以分为独行之侠（延陵季子即属于此类）、帮派之侠（墨家邓陵氏一脉即属于此类），或者也可以从身份上分为江湖之侠（盗跖之徒即属于此类）、官方之侠（齐国技击之士即属于此类）。
任侠阶层不愿从事获利低下的农业，也缺少经营商业的头脑，从事的大多是非法的行业，包括抢劫行商、盗坟掘墓、私铸钱币等一切可以迅速积累非法财富的方式，当然，这种获利方式是无法长久的，同时招揽宾客也花销巨大，任侠的财富无法与长期经商、有固定产业的大商人相比。
但他们凭借在社会上的号召力，在地方上的拥有极大的威望。甚至在吴、楚七国叛乱的时候，周亚夫来到洛阳，得当地任侠剧孟帮助，竟然说“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剧孟，吾知其无能为已”。由此可以知晓当时任侠阶层在社会中的影响力。
需要注意的是，此时任侠阶层的形成是在汉初奉行“休养生息”政策的情况下，战国贵族养士风气残余的结果。他们处于大一统国家政府的统治下，实际上与商人阶层共同分割了政府的权力或者是公然对抗政府。
如果说政府代表的是对整个社会的公权力，那么商人和任侠则是私权力在地方上的体现。他们不同于战国时期的贵族阶层——本身就是贵族所组成政府不可分割的一份子，商人至多可以通过金钱贿赂与政府官员交好关系，任侠则无论是 从构成上，还是从事的行业上，都是政府的敌人。
伴随着“休养生息”政策的结束，国家对于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注定了二者要受到打压。景帝时期开始大规模的任用酷吏打击地方豪强，武帝时除任用酷吏外，还实行迁茂陵令强迫豪强家族迁居茂陵，推行算缗告缗征收财产税，惩罚隐匿财产者，实行盐铁官营、均属平准增强国家对市场管控等等。
在政府强力政策的施行下，商人与任侠阶层遭到前所未有的打击，相对的，中央集权得到强化。
最后，一定要强调的是，以上是在中央政府视角下看待的商人与任侠阶层，如果以商人与任侠阶层自身视角来看待中央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实施，则是另一番景象。
期待下一次读书会的开展！
（文/2401 李奕飞）
春秋读书会人类文明史组举行上半年第二次读书活动
2026年3月22日晚7点，人类文明史小组在王宝龙老师的带领下，于三号楼B201开展了上半年第二次读书活动。本次读书活动围绕《全球通史》第28、29章，聚焦俄国与中东地区的近代历史发展脉络、文明特质及近代化进程等核心内容展开深度探讨。
活动中，王老师结合文本内容与历史背景，从俄罗斯的文明发展切入，解析了东正教对俄罗斯政治格局与文化走向的深刻影响，探讨了俄罗斯专制统治的起源争议，指出西方“蒙古统治塑造俄国专制”的叙事背后存在东方主义的偏见，而俄国地缘环境、与贵族的共治模式及内生的集权需求才是关键因素。同时，详细梳理了近代以来俄罗斯在西方派与斯拉夫派之间的摇摆历程，从彼得大帝改革、拿破仑战争后的保守转向，到十二月党人起义、苏联联邦制的形成与解体，清晰展现了俄罗斯在东西方文明碰撞中的历史选择。针对中东地区，王老师重点讲解了奥斯曼帝国的重农抑商政策与治理逻辑，对比其与中国重农抑商的异同，分析了穆罕默德·阿里改革、凯末尔改革的背景与影响，阐述了拿破仑入侵埃及对当地政治、文化的深远改变，以及阿拉伯民族统一进程中大国利益的阻碍作用。此外，老师还结合书中内容，与同学们探讨了“同质化文明”的界定，对比了莫斯科公国与中国古代的文明特质，指出中国古代文明并非单纯的同质化，而是以中原为核心、周边因俗而治的多元一体格局。
读书过程中，同学们积极提问，就“1851年沙俄与清政府的领土沟通时间线”“中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概念差异”“中国古代疆域拓展的漩涡模式”等问题与老师展开交流。王老师逐一解答，结合史料与学术研究，厘清历史细节争议，解析中西方概念翻译与使用的语境差异，引导同学们跳出单一历史叙事，辩证看待不同文明的发展路径，避免生硬套用理论框架解读历史。
本次读书活动让同学们对俄国和中东地区近代化历程有了更全面、深入的认识，进一步培养了辩证分析历史问题的思维能力。期待在后续的读书活动中，大家能有更多的思考与收获！
（文/2404廖玟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