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读书会山西历史文化探寻小组举办2025年上半年第十次读书活动
2025年5月22日20：3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山西历史文化探寻小组在刘宝峰老师的带领下于学院楼会议室开展了2025年上半年第十次读书活动。本次读书活动的阅读书目为《字触》与《中国地方志集成 山西府县志辑 乾隆大同府志》。
读书会伊始，刘宝峰老师指明下一阶段的读书任务是阅读山西各州府县志中关于民间信仰的部分与《字触》，要求同学们有一定学术产出，并根据田野调查情况与纪律遵守情况实行退出淘汰机制。
随后带领同学们阅读《字触》与《中国地方志集成 山西府县志辑 乾隆大同府志》。在阅读《字触》时，刘宝峰老师以“谢石”“申”“飞”为例，为大家讲解测字的基本原理，旁征博引，妙趣横生。讲解《中国地方志集成 山西府县志辑 乾隆大同府志》时，刘宝峰老师强调府州县志作为研究山西历史文化最直接根本的材料的重要性与古籍版本的重要性，并指出同学们要有识字断句的能力、结合行政区划沿革进行考证的能力以及分析提取相关民间信仰的资料信息的能力。刘宝峰老师为大家讲解了该书中的“沿革”“星野”“形胜”“古迹”部分，分析“堡、湾、窑、沟、营、庄、皂”这些地名背后的军事历史背景，介绍“开中法”与“太行八径”等历史名词，利用构字法分析识读异形字，介绍了“星野”就是古人将星象与地域方位相对应，将天象异常与灾异政治联系，释读了“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觉山寺塔井三奇”等古迹，分析它们与民间信仰的关联，为同学们日后读书提供了范例。
期待下一次读书活动！
（文/2401 齐欣）
春秋读书会左传组举办2025年上半年第三次读书活动
2025年5月24日8：3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左传组在谢耀亭老师的带领下于晋学研究所开启了2025年上半年第三次读书活动。
杨伯峻先生在春秋和三传中，通过文本细读与实证分析，系统质疑《左传》为《春秋》作传的传统经学观点。他指出，《左传》的独立性体现于三点：其一，存在大量“无经之传”（如晋楚城濮之战的细节叙事）和“有经无传”（如《春秋》记载曹国大夫被杀而《左传》无解释），说明其本质是独立编纂的先秦史书，而非依附《春秋》的解经之作；其二，解经体例矛盾显著，如《左传》对《春秋》简略事件的扩充（如郑国子产改革）远超注释需求，甚至出现时空错位；其三，汉代经学家可能增补“书曰”“故书”等解经语句（如《隐公元年》对“郑伯克段”的评论），以强行将《左传》纳入经学体系。这些论证揭示了《左传》原初的史学性质，打破传统“传不破经”的认知框架，为重新定位其文献价值奠定基础。
杨伯峻在《春秋左传注》的“左传的作者”中，针对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将《左传》视为孔子弟子左丘明解经之作的观点展开批判，指出其“二不通”：其一，《左传》内容远超《春秋》范畴，存在大量无经之传和经传矛盾，若仅为解经则叙事完整性无法解释；其二，《左传》记载的历史事件（如三家分晋）晚于孔子卒年数十年，与左丘明为孔子同时代人的传统说法存在时间断裂。杨伯峻通过考据分析，否定《左传》依附《春秋》的旧说，强调其本质是独立编年史书，兼具补充《春秋》简略记载和自主叙事的双重功能，这一论证不仅揭示了《左传》的史学价值，也为重新审视先秦文献的成书逻辑提供了方法论范例。
期待下一次读书会活动！
（文/2404 剌宇馨）
春秋读书会冷战组举办2025年上半年第十一次读书活动
2025年5月24日9：0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冷战组在刘长新老师的带领下于线上开展了2025年上半年第十一次读书活动。本次读书活动继续学习了《美国与中国（第四版）》的第五篇。
在受教育的上层阶级里，儒家士大夫对失政之举有着义不容辞的反对责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中国人文主义和文人情怀的集中体现。但与重视个性的西方人文主义不同，中国的人文主义关心的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人，重视的是现实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行为问题。
中国关于人口、密集社会和家庭生活的长期经验，产生了一套公认的行为准则。这套行为准则规定了每个人的物质生活标准和心灵美德倾向。在本质上，中国社会衡量一个人价值的标准在于他对社会的贡献，因此格外强调社会行为、妥协和容忍的品质。这种人文主义虽然包含着关怀人的倾向，但也助长了家长式统治，并且容许了专制主义的存在，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起着非常重要的塑造作用。
本次读书活动顺利结束，期待下一次的见面！
（文/2201 郝亚彬）
春秋读书会东亚组举办2025年上半年第七次读书活动
2025年5月24日下午16:0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东亚组在郭小鹏老师的带领下于线下开展了2025年上半年第七次读书活动。
本次读书会的主要内容是霍尔的《日本史》第十八章《从满洲到太平洋战争》。本章主要讲述了日本从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到1945年8月15日本投降为止的对外战争和国内变化。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使日本放弃了一战结束后所建立的国际体系，转向了对外扩张。寄希望于通过对外扩张实现国家的富强。日本对外政策的转变来自多个方面。一战结束后在华盛顿会议上西方国家遏制日本扩张。在19世纪30年代，因为大萧条日本的国内社会面临严重的危机，使得国内群众追求一个强有力的独裁政府。日本狭隘的民族主义与其国内特色的神道教也有很大的关系。日本传播民族社会主义思想的最强大工具是军部，在军部上层海陆军的高级军官对文官政府充满不满，而在军队的中下层有很多来自受到大萧条影响的困难家庭。军队在人民当中也有很深的好感。
日本对满洲的开发，深刻地影响了日本在东亚的战略和经济。1932年2月伪满洲国成立，由关东军总司令管辖是日本国驻“满洲国”大使。日本把伪满洲国的开发和国内的经济紧密联合在一起。
本次读书会圆满结束，期待下次活动的开展！
（文/2305 高彻）
春秋读书会长城史组举办2025年上半年第五次读书活动
2025年5月25日9:3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长城史组在韩帅老师的带领下于5202教室开展了2025年上半年第五次读书活动。
本次读书会所读的史料为《更调建昌兵备疏》，选自《抚蜀奏议》。四川巡抚徐元太提议更换建昌兵备，原因是建昌地区危机重重。建昌伍卫之间相互仇杀危及内地，他对比后决定先解决西番问题，在处理完之后解决南酋问题。建昌卫土酋五咀咱本来是当地女首领瞿绍良已故部夷逆止的儿子，逆止在世时杀死当时的女首领，逃逸多年并未被抓，以至于其儿子袭父恶，联合另一个首领围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当时越嶲卫邛部长官司土长官岭柏去世，其子岭应升继承，但其子孤弱，遂其妾带印于阿祭私奔苟合。其妾死后，该印被阿祭窃取，但不久后阿祭死，印丢失。而岭应升酗酒被部夷杀死，诸夷没了首领，大乱。近来，五咀咱与王大咱互相勾结在小相岭高山堡等地抢劫，阻哨道、围送哨指挥徐孝忠、杀丁应时，商旅不通、庶民逃窜，矛盾非常大，道司心有余而力不足。
于是徐元太与当地巡按商量解决方法。巡按以为，年前的松茂之战使当地政府羸弱不堪，应该先休养生息。徐元太参照巡按意见决定到秋末之时出兵平定此事，而现在则是换兵备为此做准备。后他与陈涛商议得，孟学易的才能在内地可以得到很好的发展但不适合边地。遂他们提议如果吏部查议无误就在周嘉谟与周光镐中选一人代替孟学易，并将孟学易调回内地，后奉圣旨，吏部将孟学易调回内地，兵部同意其出兵平定土夷之患以靖地方。
本次读书会圆满结束，期待下一次活动的举行！
（文/2307 孙佳甜）
春秋读书会国史大纲组举办2025年上半年第六次读书活动
2025年5月25日15:0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国史大纲组在张焕君老师的带领下于腾讯会议开展了2025年上半年第六次读书活动。
本次读书会，张老师带领同学们阅读了《国史大纲》第五章军国斗争之新局面的第一小节战国年历及分期。
读书会伊始，张老师强调读书的重要性：读的书多了，生活阅历也会随之增长，并逐渐将书与生活联系起来，即“理论联系实际”，我们读的历史书、历史资料是理论，我们经历的生活就是实际。生活又可以分为两方面，微观和宏观。微观是个人的生活，个人的成长、学习、成熟、死亡都是我们的经历；宏观是个人处于社会群体中，从个人延伸到家庭、学校、社会、国家甚至世界，因为每个人都是这个群体的组成部分，不可能脱离社会而独善其身。那么我们如何判断自身处于历史的什么位置、什么空间呢？就是通过阅读、通过思考，形成一种个体的判断力，这能够让我们弄明白“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将去往何处”这样的哲学问题。我们通过阅读，将遥远的和近处的相结合，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才能更好地在当下信息碎片化泛化的时代立足。傅斯年先生认为，不论自己有多忙，生活节奏有多快，每天都要至少阅读一小时，给自己留一些思考的时间，日积月累，就会形成一种智慧、一种判断力，这种判断力可以判断自己、判断局势、判断当下甚至预测未来。张老师补充建议道：同学们可以放松自己的思想，自由地想，并用笔记录下来，这是个人成长的积累，是思考的沉淀。
接着，张老师带领同学们重新反思了“后见之明”：传统叙事常以“秦大一统结局”倒推战国进程，将秦国胜利归为“必然”，忽视多元可能性。后人站在历史的“上帝视角”，认为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才有价值，反之则是反历史的——这种“后见之明”是片面的。以色列学者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提出的“历史偶然性”被援引为理论支撑——人类或者某一个国家、某一个集团，其发展是有多种可能性的，只是历史只呈现出一种结果。在秦统一前，列国的文化互动、制度实验均存在多重潜在走向。所以我们在看待历史时不能受历史因果律的制约，抛弃以果为因，不要轻易忽视曾经存在过的偶然因素，这样才能更接近历史发展的真相。
在第五章中，钱穆先生以“军国”来概括战国时期的特点。但这里的“军国”并不与二战时期形容日本的“军国主义”同义。张老师讲到，同学们要把眼界放开，跳出刻板思维的窠臼。军国，是指整个国家是以军队的建设、维护、运行为主线。张老师提醒大家去思考战国时期是否也是如此？从春秋到战国，这种转变又是因何而生呢？
第五章第一节中钱穆先生主要讲述战国的分期问题。钱穆先生认为战国时期是从公元前467年到公元前221年。战国史研究的核心难题在于“文献断层”。秦始皇焚毁六国史籍后，司马迁撰《史记·六国年表》时已苦于“无凭”，仅能依据残缺的《秦记》拼凑线索。钱穆先生通过考订晋代汲县古冢出土的十五篇《纪年》（这里的《纪年》已散佚，现在流传较广的《竹书纪年》是宋以后搜集整理的），重新校订《史记》中的错漏达百余处。钱穆先生还提到了自己的一本著作——《先秦诸子系年》，这本书试图从年代学的角度把一些思想史上重要的人物编成系列，在《史记》的基础上做了很多补正，并排列战国的一些重大事件。
钱穆先生将战国划分为“周代宗法封建国家衰灭期”和“新军国成立以后相互斗争期”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承接春秋晚期大夫专政的格局，晋国分裂为韩、赵、魏三家，齐国田氏代姜，标志着传统贵族世袭政治的解体；鲁、卫等国因恪守周礼传统最深而积弱不振；而秦、楚因较少受宗法文化束缚，逐步崛起为新兴势力。钱穆指出，这一时期的核心矛盾是“礼崩乐坏”的深化，贵族阶级因安逸奢靡丧失政治主导权，农民军队与郡县制的推行则为新国家形态奠定了基础。第二阶段钱穆先生又将其细分为“魏惠王称霸期”“齐威、宣、湣三世继梁称霸期”“秦昭王继齐称强期”及“秦灭六国”四期。此阶段以制度转型为标志，郡县制取代分封，井田制瓦解为“履亩而税”，农民军队和军功授爵制度兴起，工商业都市与货币流通普及，形成了以集权为核心的军国体制。这一分期方法突破了传统以周元王元年或三家分晋为节点的单一标准，强调“制度转型的动态过程”。这种以文化适应性为核心的解释框架，揭示了历史发展的非线性格局。
钱穆先生对战国分期的重构，本质是一场“历史解释权的争夺”。他通过文献校勘与制度分析，揭示了秦统一的复杂成因，也批判了以“后见之明”简化历史的倾向。在考古发现不断涌现的今天，这一研究范式仍具生命力——它提醒我们，历史的真相往往藏于多重叙事交叠的裂隙中，唯有保持开放的思辨精神，方能贴近钱穆先生所说的“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源泉”。
期待下一次读书会的开展！
（文/2301 马筠芊）
春秋读书会HGIS&DH兴趣小组举办2025年上半年第六次学习交流活动
2025年5月25日下午3：0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HGIS&DH兴趣小组在王大宾老师的指导下于线上开展了2025年上半年第六次学习交流活动。
第一部分——关于量化可视化技术和传统研究的结合：我们现在处在智能化时代，应该将传统研究与现代技术相结合，二者的结合可以提高研究效率、增强学科的深度和广度、使表达方式更加多样化，但我们也应意识到，智能化设备、软件也不是万能的、无误的，必须要坚持以传统研究为核心，尊重传统史学，坚持“本心”，合理利用量化可视化技术。
第二部分——矢量数据属性表的填充。首先，打开ArcMap软件，“添加数据”，注意地图的配准问题。点要素的绘制与属性内容填充：右键，打开属性表（注意遇到图中有ID的，不要删，否则后期很难恢复），点击“添加字段”，输入名称，选择类型、长度，点击“确定”，属性表中即出现所添加字段；右击“内容列表”，选择“编辑要素”“开始编辑”，在“编辑器”工具条中找到“创建要素”页面，点击数据“构造工具”下的“点”，需标记哪处即点击该处位置点，在弹出的属性表的“name”栏中输入该处名称，其他点依次操作即可。完成编辑后，点击“编辑器”，选择“保存编辑内容”“编辑器”“停止编辑”，如需标注，显示点的名称，右击“内容列表”下的数据图层，选择“图层属性”“标注”，标注字段选择“name”，点击“确定”，再次右键点击“内容列表”下的要素，点击“标注要素”即可（注意编辑要素时只有在编辑状态才可以编辑）。“点”“线”“面”的标注方式都大体相同。
另一种更为快捷的方法：建一个表，按照前面FID的顺序也标记上顺序（注意不同的ID值有不同的功能，我们需要找准不变的ID），导出属性表后，按顺序把已有的数据按顺序粘贴过来，链接，添加字段，通过字段添加器将名字导入过来，即可。
最后，明确ArcGIS的七种数据字段类型，即：短整型、长整型、浮点型、双精度型、文本型、日期型和BLOB。
在王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我们对ArcGIS的基础有了更扎实的认识。
本次学习活动圆满结束，期待下一次活动的举行！
（文/2306 杨晶晶）
春秋读书会佛教史组举办2025年上半年第十一次读书活动
2025年5月25日18:3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佛教史组在杨学勇老师的带领于3102教室开展了2025年上半年第十一次读书活动。
在本次读书活动中，杨学勇老师继续带领同学们阅读《续高僧传》第二十卷，内容涉及释荣、释静琳、释慧斌、释志超等僧人的生平事迹。通过阅读与讨论，大家对这些高僧在佛教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和精神风貌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
杨学勇老师重点讲解了释榮的修行历程与人格魅力。他出身于书香门第，却选择剃度出家，坚定信仰，心志不移。释榮天资聪敏，勤奋好学，虽身居深山古寺，却仍坚持讲经弘法，游历四方。期间他曾与嵩山常润法师共同论道，研读佛经，讲求实际修行，其“明德自持、布衣讲道”的精神深深感染了在场同学。通过释榮的事迹，大家不仅感受到佛教修行者的艰辛，更体悟到信仰与坚持的力量。
释静琳则是一位兼具学识与慈悲的高僧。他精通佛典，讲经善导，尤擅《大涅槃经》《涅槃义疏》等典籍的研究，并重视对教义的逻辑梳理与阐发。在其讲学过程中，他善于引经据典，兼顾义理与现实，引导信众明辨正道，力求实修。他的治学态度和对佛教哲思的深刻洞察，引发了同学们关于“信仰的理性基础”的热烈讨论。
随后，杨老师还对释慧斌与释志超的生平进行了简介。他们皆为佛门中的栋梁之材，不仅在戒律上严于律己，更注重在社会中实践佛教的教义。尤其释志超在弘扬佛教与维护国家安定方面贡献突出，显示出佛教在社会发展中的现实作用。
整场读书活动内容丰富、节奏有序，在轻松的氛围中，大家收获颇丰。同学们纷纷表示，通过阅读《续高僧传》，不仅增强了对佛教历史的认识，也更加理解了文化传承与精神信仰之间的关系。书会最后，杨老师鼓励大家继续深入阅读佛教典籍，以求拓宽视野、涵养心性，做到“读书养志，知行合一”。
本次读书活动圆满结束，期待下一次书会的开展！
（文/2403 刘小虎）
春秋读书会人类文明史小组举办2025年上半年第三次读书活动
2025年5月25日18:3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人类文明史小组在王宝龙老师的带领下于南区3104教室开展了2025年上半年第三次读书活动。本次活动聚焦《全球通史》第三、四章，同学们深入交流探讨，现场氛围热烈。
活动主要包含同学分享、师生互动交流等环节。活动开场，吕思源同学率先分享《全球通史》第三章一至四节内容。她先详细阐述了古代文明的起源、特征、发展原因和技术进步，如苏文明具备的城市、政治制度、文字等要素，农业革命推动文明产生的过程，以及冶金术、耕犁、风力利用等技术对文明发展的作用。紧接着，她就第三章的三、四节进行分享。古代文明社会性别不平等这一章节主要讲述了古代文明基于纳贡致社会不平等，新石器时代后生产力发展使女性地位下降。古代文明衰落这一章节主要讲述了公元前二千年，中东、印度、中国等古代文明衰落。内部因铜青铜稀缺，武器工具制造受限，农业生产率受影响；外部因游牧民族（印欧、蒙古-突厥等）入侵。此外，她还提出古代文明中社会和性别不平等现象及其根源的思考，引发同学们讨论。
接着，王朝湘同学分享第三章第五节和第四章第一节内容。他指出，游牧民族凭借马匹和铁制兵器掀起两次大规模入侵浪潮，深刻影响古代文明格局。同时，他强调古典时代亚欧大陆走向整体化，铁器使用带来的技术进步是关键因素，这一观点为大家理解古代文明发展脉络提供了重要思路。
随后，蔡祺同学结合自己对《全球通史》第四章第二节和第三节的理解进行分享。在贸易纽带方面，他介绍了贸易发展的过程和原因，指出贸易不仅包含商品流通，还涉及人员、技术和植物的传播。海上贸易起源早，埃及、苏美尔、米诺斯人率先开展，腓尼基人在战争后重启商业活动并发明大船。希腊人、波斯人、亚历山大大帝及其继任者不断推动海上贸易发展，罗马帝国时期东西方贸易大发展。但陆路贸易受社会秩序影响大，曾因罗马和中华帝国的内乱以及阿拉伯帝国的阻隔而衰落，13世纪才重启。在文化纽带方面，蔡祺同学提到除中国外，拼音文字的发明促进了古典世界文化发展和宗教传播。希腊文化通过亚历山大东征传播，在西地中海地区影响更持久。宗教在社会动荡时期得以发展，如犹太教演变为基督教，佛教在传播过程中与不同地区文化融合，不仅带来宗教信仰，还传播了文字系统、建筑样式等，将亚欧大陆各民族联系起来。
三位同学分享结束后，现场展开热烈讨论。同学们围绕游牧民族入侵与贸易、文化发展的相互影响、古代贸易路线变化的深层原因、文化传播的多元因素等问题各抒己见。王宝龙老师认真聆听同学们的发言，从历史背景、地理环境、社会结构等多个角度进行点评和拓展讲解，引导同学们更全面、深入地理解古代文明的发展历程。
本次活动，同学们在思想的交流与碰撞中收获颇丰，对古代文明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进一步拓宽了历史学习和研究的视野。大家满怀期待，盼望下一次读书活动带来更多知识和启发。
（文/2404 廖玟晶）
春秋读书会明史组举办2025年上半年第五次读书活动
2025年5月25日18:3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明史组在张祥明老师的带领下于5103开展了2025年上半年第五次读书活动。
在此次读书会上，张祥明老师带我们阅读了《玉堂丛语》这本书。在讲解过程中，老师为我们讲解了胡效才、张文忠、丘浚等人的为官事迹。除此之外，老师还讲到了明代的回避制度以及明代乡试的内帘官和外帘官。
景泰改元之初，因为边疆防务紧急，朝廷颁布诏令：凡是能提供钱粮或马匹的生员，允许进入国子监成为监生，但名额限制为一千人。然而，朝廷不提供伙食，人们很轻视这种靠捐纳得来的监生身份。成化五年的进士安邑人张瑄，本应排在第一甲（即状元、榜眼、探花），却因为是靠“援例”的出身而被压制，只排在了二甲第一名。到了成化二十年，山西、陕西发生严重饥荒，朝廷再次允许通过捐纳粮米进入国子监。这次规定在监学习满两个月后，就可以放回原籍依亲，但如果有愿意自备伙食留在国子监寄读的，也允许。不久又下令，监生必须年满二十五岁以上，才准许领取朝廷的伙食津贴并等待授官。朝廷在经费上节省到了这种程度。当时，丘濬以礼部侍郎的身份掌管国子监事务。在一次季考中，南城人罗玘（字景鸣）考了第一。丘濬看了他的文章后说：“这是解元的才学啊！能录取他的人，大概只有李东阳和程敏政吧？”到了那一年的顺天府乡试，果然由李东阳和程敏政二人共同担任主考官。考试的论题是《仁者与物为体》。罗玘在答卷中以“达到‘无我’境界，那么看天下万物就没有不属于‘我’的”这一观点展开论述。他的文章道理阐述得清晰流畅，文辞也新奇古朴。综合考量他前后场（指多场考试）的答卷都同样出色，于是将他定为第一名。罗玘随后又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史馆，文名震动全国。因为这个例子，那些通过捐纳途径（“援例”）进入国子监的人，身份价值也随之提高了。
期待下一次读书活动！
（文/2304 赵景元）
春秋读书会山西通史组举办2025年上半年第七次读书活动
2025年5月25日19:0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山西通史组在李子君老师的带领下于线上开展了2025年上半年第七次读书活动。本次读书会主要讨论了山西朔州移民浪潮下的历史变迁，深入探讨了明代朔州大移民，以及与之相关的走西口、闯关东等移民现象。
活动开始，李老师介绍了本次读书会的核心——明代朔州大移民。明初，新生的明政权在长城一线与北部残元势力对峙。为解决北平人口稀疏、市井凋敝问题，同时防止敌对势力获取兵员给养，洪武四年（1371年），明政府实施了大规模移民行动。“南有洪洞大槐树，北有马邑圪针沟”，马邑圪针沟与洪洞大槐树成为移民集散地。三次战略性大迁徙，合计动迁人口近50万，涉及汉族及蒙古、色目等各族百姓。朔州地区的马邑烟墩圪针沟是重要集中点和出发地，第二批移民规模最大，移民计“三万五千八百户，一十九万七千二十七人”。此后，明朝还通过军屯等方式进行移民，既巩固边防，也带来边境土地闲置荒芜等问题。
接着，老师围绕移民的原因、过程及影响进行拓展，明代朔州大移民主要基于政治军事考量，与走西口、闯关东因生存压力而进行的移民有所不同。走西口是明清时期，晋西北、雁北一带的百姓为谋生计，前往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垦荒、经商。无数山西人背井离乡，踏上西口之路，“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这首民歌就诉说着离别的哀愁与对未知的担忧。闯关东则是从清朝开始，山东、河北等地百姓为了生存，奔赴东北大地。他们面对恶劣自然环境和未知挑战，凭借坚韧不拔的精神在东北扎根。
随后，李老师总结：无论是明代朔州大移民，还是走西口、闯关东，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区域间人口流动、文化融合与经济交流。朔州大移民巩固了边防，促进了民族融合；走西口带动了蒙汉贸易发展，促进了文化交流；闯关东则加速了东北的开发，丰富了东北文化内涵。
最后，老师向我们推荐了《读史方舆纪要》一书，鼓励我们从中更好的了解自己的家乡或感兴趣的历史记忆。
本次读书会在热烈氛围中结束。通过对不同移民现象的探讨，成员们对历史上的移民活动有了更全面深刻认识，也激发了对历史研究的浓厚兴趣。
期待下一次读书活动！
（文/2406 郑姝琪）
春秋读书会民国史组举办2025年上半年第四次读书活动
2025年5月25日晚，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民国史组在南区1号楼1105教室开展了2025年度第四次读书活动，此次读书会由上官定一老师带领学生导读了《中华民国史》第二卷上册中的第三、四、五章内容。
导读后，上官老师围绕为什么在20世纪初出现外蒙古“独立”问题、民初以来西藏的问题、善后大借款问题、为什么二次革命会失败四个问题与同学们展开具体的讨论与讲解。
在讨论外蒙“独立”问题时，上官老师列举袁世凯在朝鲜的政治表现，指出袁世凯极具政治头脑，并且割让领土主权的决策在当时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那么，以往研究所认为的袁世凯“卖国”真的正确吗？
在探讨此问题之前，上官老师提出沙俄为什么要干涉外蒙“独立”的问题，并阐述在最初的中外交往中，外国人首先要求通商获利，之后才逐渐进行设厂、瓜分。在日俄战争之前，沙俄率先考虑的就是经济利益，但在日俄战争后，沙俄注意到了外蒙古的政治战略价值，并考虑将其作为中俄两国的缓冲地。
而对于外蒙来说，由于清朝对蒙古所颁布的军府制、蒙旗制、禁止越界游牧、鼓励黄教传播的措施，使蒙古实力下降，成为地广、孱弱的典型。1900年义和团运动后，边疆危机上升，清政府采用因俗而治、分而治之的政策，但因所派地方官员贪污腐败问题严重，反而激化了与外蒙古的矛盾。再加上外蒙古与沙俄地理位置相近，处于西方列强认可的范围之内，自1907年第一次日俄密约签订后，沙俄终于可以放手进行对外蒙的扩张活动。
之后上官老师列举了外蒙古“独立”问题的重要时间点，分别是1911年7月蒙古活佛在库伦（今乌兰巴托）召开的决定脱离中国的会议、1911年12月“大蒙古国”正式成立、1912年8月北京政府颁布《蒙古待遇条例》、1913年5月20日中俄达成六条协约草案（后转为四点声明、最终签订中俄四点声明文件）、1915年《中俄蒙协议》签订，中国有名无实、十月革命后外蒙古取消自治。
在蒙古问题的解决上，北京政府亦欲有所作为，比如袁世凯希望通过武力解决蒙古问题，但因沙俄威胁只能作罢、1912年8月《蒙古待遇条例》起草，也表明北京政府希望通过抚慰政策挽回蒙古、袁世凯曾寄希望于国际干涉，但由于沙俄并未违反列强之间的不肢解中国协定，使袁难能借力打力，再加上民初北京政府派系相争，也使袁心力交瘁、令其难能对外蒙问题进行有效的解决。
在讨论西藏问题时，上官老师提醒同学们要关注重要时间段，分别为民国初建九世班禅（亲中派）执政时期、十三世达赖（亲英派）返政时期、1933年—1941年热振（亲中派）摄政时期、1941年—1950年达扎活佛（疏离中央）摄政时期、1951年后共产党进藏解放时期。
那么为何西藏未像外蒙一样“独立”呢？首先，在以上时间段中，独立藏派始终未占据主导地位、无广泛的民众基础，西藏的统治者亦看出了英国妄图侵略的野心，再加上为维护藏传佛教的地位，西藏对西方宗教持反对态度。其次，西藏受中国统治的历史渊源可追溯到元朝，在民国时期，孙中山也提出“五族共和”，再加上众多政策，终使中藏关系基本正常。最后，无论西藏当权者立场亲中或亲英，他们实际上都不愿与中国完全断绝关系，三位统治者的共同点是维护西藏利益，保持政教合一制度，与中国的根本矛盾是不理解中国政府政制、始终对其存有戒心，害怕中国政府对藏进行政治改革。
当然，国民党政府在解决西藏问题时有许多可取之处，比如优待政教首领，以五族共和为宗旨,尊重藏传佛教、派官员联络，使中藏互动从未短接、在处理纠纷时，坚持主权独立为原则、在各地学校开展蒙藏班培养治藏人才、将蒙藏事务纳入中央。但是政府对藏研究薄弱、缺乏通晓藏情人才、未对亲汉势力加以利用、缺乏明确方针和连贯而有步骤的政策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在研究善后借款的问题时，上官老师指出借款背景为1900年庚子赔款导致财政凋敝，辛亥革命后各地混乱，前清外债尚未还清，北京政府财政措施未取得效果，舆论主张进行借款。
而在善后大借款的评价方面，古今研究亦有分歧。以往研究这是一笔“恶债”，用作内战之需，但是当今学者认为善后借款符合“善后”之名，比如贺水金根据不安的时局、较长的年限、庞大的数额认为大借款的利率与折扣符合国际通行标准。而善后大借款的用途也符合所规定的外债、地方、盐务、行政、遣散军队方面，并未用来发动内战，也并未用作发展经济。之后国会争论也只关于借款程序是否合法，国民党与进步党并不反对借款，只是反对善后大借款通过的流程。
外国银行团经历了从四国到六国再到五国的历程，具有经济目的和政治诉求的双重性。而在洋员的监督下，中国的盐业进行审计审核，使盐利不可归个人，对其进行了严格规范，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中国财政制度近代化。
在讨论二次革命为什么会失败问题时，上官老师推荐了《革命的负面化与明初政治形式的发展》一文，并重申无论是否承认“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理论，辛亥革命后革命失去了理论准备和社会基础，国人革命情绪降低，并忧患革命再起。因为在时人心中，“革命”类似“改朝换代”，象征暴力破坏，也因此革命合法性不复存在。再加上独立各省总督的心口不一，缺乏与袁世凯血战到底的勇气，也导致了二次革命的失败。
导读之后，上官老师继续与同学们进行了深入的谈论交流。
此次读书会圆满结束，期待下次读书会的开展！
（文/2304 王卓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