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读书会东亚组举办2024年下半年第二次读书活动
2024年10月7日19:0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东亚组在郭小鹏老师的带领下于线下开展了2024年下半年第二次读书活动。本次读书会的主要内容是《日本史》的第十章关于德川时代的经济增长和农业、商业的问题。
读书会伊始，郭老师向大家介绍了约翰.惠特尼.霍尔所著的《日本史》一书的写作背景以及本书的译者，特别强调了阅读国外学者著作选择合适译本的重要性。随后郭小鹏老师与同学们讨论了如何比较西欧中世纪与日本的中世，让同学们更好地了解德川幕藩体制逐步完善的过程。幕藩体制充分体现了日本政治文化的特色，这一体制的不断成熟，为日本现代化国家的转型奠定了基础。
霍尔指出在德川时代，幕藩体制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既互利又冲突的关系，二者似乎是一个矛盾统一体。一方面，幕藩体制起到了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其中的某些措施如统一货币、鼓励贸易和流通，只是幕府按照其设想中的武士社会经济模式颁行的。然而随着现实中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德川偏重农业以至于忽略商业和工业的经济政策，出现了愈来愈多的问题，藩主们开始意识到商业的重要性，并纷纷采用重商主义政策来增强经济实力。他们通过垄断生产和出口、发行纸币配合贷款集资等措施，推动了藩国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同时，商人们也积极与藩主合作，共同推动商业活动的扩大和深化。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动摇了幕藩体制。在农业上，德川时代后期，经济问题主要表现为地区发展分化和财富分配不均，富裕农民阶级的出现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在商业上，面临的问题包括政府对商业活动的严格控制和限制、儒家学说对商人的负面评价、以及对外贸易的不利地位。武士阶级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政治制度的僵化与社会变化的矛盾、武士政府的弱点与外部威胁的矛盾构成了幕藩体制自身无法调和的矛盾。这些问题使其在面对西方列强的压力时，导致了幕府改革的失败和经济管理上的混乱。
霍尔在总结本章内容后认为，在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日本商人阶层不论在此时盛行的儒家学说或日本法律下都没有取得独立地位，商业活动在不同程度上接受着政府的重重制约。即使商人随凭借着积累的财富得到了与武士阶层乃至更高掌权者接触的机会，但实际上拥有政治地位的上层人士依旧轻视商人的生活方式，可却不得不依赖于商人的服务。武士和商人的关系问题也因此显得格外复杂，同时在传统的商人和统治当局之间形成了町人这一特殊群体，这体现了官私达成了某种利益联盟。在18世纪时，日本已经进入了一个以城市商业经济为中心的新阶段，城市化的发展趋势和消费市场的发展趋势加快了农村地区的转型同时也促进了幕府经济理论的转变。但是应该看到的是，终德川幕府时代，政府依旧无法解决经济政策与现实经济发展趋势格格不入的问题。
在读书会的尾声，郭老师总结了本节课的核心线索，强调了历史学习横向与纵向比较的重要性，鼓励大家积极发散思维。同学们认真思考，提出疑问，老师为我们解答困惑。本次读书会圆满结束，期待下次读书会的开展。
（文/2205庞靖怡）
春秋读书会资治通鉴组举办2024年下半年第一次读书活动
2024年10月13日15:3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资治通鉴组在霍斌老师的带领下于一号楼办公室开展了2024年下半年第一次读书活动。 此次活动阅读的是《资治通鉴》卷一九二武德九年末与贞观元年的内容。
会议伊始，小组成员向老师汇报了此前的每周学习记录，霍老师根据每位同学的记录内容展开交流与指导。正式集体读书环节，霍老师向大家介绍了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的做法及其治理国家的方法。据《资治通鉴》记载，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不仅妥善处理了李建成与李元吉的后事，给予追封并以礼改葬，还展现出了深沉的情感世界。之后，他迅速投入到国家治理中，主要围绕分封、止盗、纳谏、用人、反腐等五大议题展开。在分封方面，太宗先封赏功臣，又欲壮大宗室以稳固政权，追溯至高祖父一脉进行分封。然人数过多，遂降宗室郡王为县公，仅少数功臣幸免。止盗策略上，太宗主张皇帝应节俭减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确保百姓衣食无忧，自然无盗可生。书中还记载了太宗与魏徵关于征兵标准的对话，凸显了诚信治国的重要性。太宗欣然接受魏徵的劝谏，展现了其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的品质。在用人方面，他听从张玄素建议，精心选拔群臣并明确职责，强调君主应庄重平和，以成败论奖惩。针对官员受贿问题，太宗曾尝试钓鱼执法，但裴矩上书指出此举违背儒家德治精神。太宗逐渐认识到，反腐不能仅凭一时的严刑峻法，而应该从制度上入手，通过完善官员选拔、监督、奖惩等机制，来营造一个清正廉洁的政治环境。从以上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唐太宗以民为本、知人善任、虚怀纳谏，正是这些优秀品质使得他能够励精图治，最终造就了贞观之治的国家繁荣景象。
太宗贞观元年，国家着手修订律令与制度，其中一项重要改革是将残酷的肉刑改为较为宽缓的流刑。在唐代，律、令、格、式、敕均为法律形式，但有所区别：律由朝廷统一修订，而敕则出自皇帝个人意志。在选拔官员时，常有人冒充门荫以求官职，对此，皇帝一度下令欲处以死刑。然而，戴胄据理力争，指出按律应判处流放，并强调律令乃国家大法，而敕令则是皇帝一时之喜怒，两者冲突时应以律为先，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太宗听取了戴胄的意见，此后不再轻易修订律法。此外，太宗还关注到州县划分问题。隋末战乱，豪杰并起，唐朝建立后，归顺者众多，皆被赐予州县之封，导致州县数量激增，远超开皇、大业年间，形成民少官多的局面。太宗深感此弊，遂于二月，依据山川地势，将国土重新划分为十道，以革除旧弊。
至于封德彝，其在《资治通鉴》中的形象略显尴尬。究其原因，则是封德彝去世后，太宗发现其曾与太子李建成有密交，并对双方均表忠心，太宗对此颇为不满。因此，史官在记录时，对封德彝的形象难免带有偏见色彩。
至此，历时两个小时的读书会结束，期待下一次的读书分享！
（文/2303张歆智）
春秋读书会冷战组举行2024年下半年第三次读书活动
2024年10月13日16:0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冷战组在刘长新老师的带领下于线上开展了2024年下半年第三次读书活动。本次读书活动继续学习了《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的第一章《重温远东梦——苏联的远东政策与中苏同盟的起源》。
战后初期，斯大林的愿望是维持与西方盟国在战时形成的伙伴关系，通过与西方国家的合作巩固与发展苏联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体系中获得的利益。但是，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本身就使得苏联和西方国家处于两个敌对的阵营。随着罗斯福总统去世、苏联在战后产生的优越感和复仇心理越来越强烈，苏联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
在东欧问题上，西方国家就曾多次认为苏联的做法具有“强烈的扩张倾向”。在土耳其问题和伊朗危机发生之后，西方国家共同感受到了威胁，这在客观上促成了西方国家的联合以及它们与苏联关系的破裂。1947年马歇尔计划出台之后，苏联的外交政策也完全放弃了之前的大国合作的道路，而是走向了与西方国家进行集团对抗的新路。在国际形势改变的状况下，冷战从欧洲蔓延到亚洲，终于使远东地区成为美苏之间危机爆发的导火线。
本次读书会顺利结束，期待下一次的见面。
（文/2201郝亚彬）
春秋读书会军事智慧小组举办2024年下半年第二次读书活动
2024年10月13日18:3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军事智慧小组在张明老师的带领下于1号教学楼会议室开展了2024年下半年第二次读书活动。本次活动主要围绕解答同学疑问和带领同学共读书籍两个方面进行。
会议伊始，张老师将这段时间同学们在阅读中所存在的疑惑一一解答。张老师指出，毛泽东同志之所以将四渡赤水视为自己军事生涯的巅峰之作，是因为他运用了高超的军事思维，巧妙地调动了国民党军，在极大的劣势下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将这场战役铸成军事史上的经典之作。
答疑结束后，张明老师与同学们共读《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通过当时的电文集中分析了毛泽东同志在三大战役尤其是辽沈战役中所体现的战略智慧。张明老师谈到，诸葛亮身为蜀国重臣，受限于历史局限性和自身因素，虽然在战术上有一定的军事眼光与军事智慧，但是缺乏宏观的战略视角，不能指挥大规模的决战；成吉思汗其谋略是对三国谋略的超越，综合运用了大外围作战，大迂回作战等战法，其在第六次征西夏的时候指挥大军沿黄河北上，围攻灵州围点打援，大破西夏援军，为毛泽东的辽沈战役提供了谋略的借鉴。
在谈到毛泽东的战略智慧时，张老师将其誉为成吉思汗后的又一位传奇战略家，将成吉思汗的诸多计谋战法上升为理论自觉，是中国谋略的集大成者。在辽沈战役中，毛泽东立足国民党军以大城市为核心，沿铁路线机动防守的战法，以围锦州为诱饵围点打援，占据了军事主动权，迫使国民党军前来救援，最终围歼了廖耀湘兵团，解放了东北全境。
在讲解中，张明老师以象棋中的“马”为例，形象的指出了毛泽东战略的精髓。“马”是可以八向移动的，可攻可守，灵活自如，在战略上就是瞬间回军的反包围，与毛泽东在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中的战略部署不谋而合：解放战争中的千里挺进大别山，正如一枚钉子打入了国民党的核心位置，牵制了大量国民党有生力量；又如朝鲜战争中志愿军的穿插包围战术，以高机动性的“回马枪”歼灭了大量敌人，屡试不爽，取得了五次战役的胜利。他强调，正是这种高机动性的战略思维，使得人民解放军能够在战争中屡建奇功。
张明老师还通过对比分析中美在朝鲜战争中的表现，生动指出，美军在战斗中主要依仗先进的武器与充足的后勤，计谋水平较低；而志愿军则通过战斗意志，丰富的作战经验和正确的战略智慧，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一带。同时，他也提醒同学们要虚心学习美军的海军与空军战术。
活动过程中，同学们积极参与讨论，与张老师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张老师耐心解答同学们的每一个疑问，使得同学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收获满满，对军事历史与军事智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本次读书会圆满结束，期待下一次读书会的到来！
（文/2401任远航）
春秋读书会民国史组举办2024年下半年第一次读书活动
2024年10月13日18：3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民国史组在上官定一老师的带领下于南区1号楼1105教室开展了2024年下半年第一次读书活动。此次读书会的主要内容是《中华民国史》第一卷上册中的第六、七章内容。
会议伊始，上官老师再次强调了读书的途径与方法，指出要在阅读过程中进行思考、提炼阅读的主题与问题，并提出可以积极利用读秀、知网等网站进行学术探究，进行持续与动态的追踪研究。在讲解第六章内容改良派和革命派论战时，上官老师选取了《列宁全集》与《列宁选集》中的部分选段，就改良含义的出现、发展历程进行了讲述，引导同学们辨别了改良与改良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改良主义与革命为敌，是安于现状、停滞不前的；而改良派是以烛火之光探索救国之路，虽与革命派有不同的政治选择，但同样是热爱国家的政治派别。上官老师浅析改良革命两派的离合关系，对两派的半联合时期、分裂时期、联合时期、再分裂时期、再联合时期、第三次分裂时期的具体时间与事件进行了细述，认为改良派与革命派是对立统一、可以并存与相互替代的关系。
收回利权运动具有排外的正当目的与正当手段，对促进20世纪初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作用。同时它促使了民族工商业者思想与人民自主观念觉醒，并与立宪运动相互作用，终在1911年辛亥革命时合为一流，在反帝反封建历史上成为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学习《中华民国史》第一卷上册第七章内容时，上官老师对利权与收回利权运动的概念、收回利权运动的兴起问题进行申述，认为利权是指国家经济上的权利与一系列的相关权益，而收回利权运动则是一次由爱国工商业者积极主导的、社会各界积极支持的、具有爱国反帝反封建性质的推动立宪运动。会上，同学们对而此运动爆发的原因进行了探究，认为其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工商业者思想觉醒息息相关。上官老师对此强调，不能忽视运动爆发前期清政府的商业政策、公共舆论的作用。在讨论收回利权运动的主导者与参与者时，上官老师介绍了“绅商”这一具有双重身份与双重性格的社会群体，认为收回利权运动是全民族奋起抗争的结果——参与者涉及绅商阶层、立宪派群体、资产阶级革命派、民众与清政府一部分官员，而非出自某一阶层的单独领导。
会议尾声，上官老师提出收回利权运动的相关问题，阐明收回利权运动范围涉及路权、矿权、邮政权、电政权、航运权多个方面；而收回利权的思想与行动亦未停滞于清末、到民国时仍在持续。
本次读书会上官老师与同学们进行了深入的谈论交流，推荐了《<民报>阵营分野与辛亥革命前后政治雅布伦的媒介镜象》《从新知识阶层的兴起看<民报>的盛衰》《章太炎与近代中国报业》三篇论文。到此读书会圆满结束，期待下次读书会的开展。
（文/2304王卓赟）
春秋读书会佛教史组举办2024年下半年第一次读书活动
2024年10月13日19：0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佛教史组在杨学勇老师的带领下于腾讯会议开展了2024年下半年第一次读书活动。本次读书会杨老师带领大家阅读的书籍内容是《续高僧传》卷第十一，主要详细讲解了著名僧人释志念、释智矩、释慧海等高僧的传记。
释志念，姓陈，冀州信都人，以其聪慧与志向高远著称。他的修道经历始于邺都，向著名法师学习深奥的佛教教义。经过数年的学习，他不仅在理论上造诣颇深，更在弘法实践中卓有成效。释志念积极游历各地，传播佛教思想，受到众多僧侣和信徒的推崇。特别是在隋朝初期，他凭借与任城王彦的良好关系，成功开设寺庙并举行讲经活动，为佛教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
释智矩，姓吴，来自吴郡，以其严谨的性格和出众的才华而闻名。在学习佛教经典过程中，他常常发表独到见解，推动了佛教理论的发展。作为一位杰出的讲师，释智矩培养了大批弟子，其影响力不仅限于当地，甚至辐射至更广泛的地区。他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但其学术成就与道德风范却仍在后人中广泛传承。
释慧海，姓张，河东虞乡人，是一位久积闻名的高僧。他在多年的修行中，获得了众多弟子的崇敬，成功地传播了佛教思想，建立了广泛的信仰基础。他的贡献不仅体现在个人修为上，更在于对整个佛教社区的影响。
通过这次的学习，我们不仅看到了个人的修行历程，更感受到佛教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深远影响。本次读书会活动圆满完成，非常期待下一次的活动。
（文/2303张仪薇）
春秋读书会山西通史组举办2024年下半年第一次读书活动
2024年10月13日19：0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山西通史组在李子君老师的带领下于线上开展了2024年下半年第一次读书活动。本次读书会主要讨论了山西大同孕育的古文明，以及大同作为民族往来融合地的相关事件。
大同市地处华北地区、晋北大同盆地中心、晋冀蒙三省区交界、黄土高原东北，是全晋之屏障、北方之门户，且扼晋、冀、蒙之咽喉要道，北隔长城与内蒙古乌兰察布接壤，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有“北方锁钥”之称。大同不仅地理位置优越，而且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至少在1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繁行生息。上古迄于春秋，大同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北狄的聚居地。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始建平城（即大同城）。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派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北拒匈奴，并征调民众修筑万里长城，经略北边。西汉初，与匈奴在平城东发生白登之战，刘邦被困7天始解围。西晋灭亡后，拓跋鲜卑在五胡战乱中崛起。公元386年拓跋珪被各部酋长拥戴，称代王，建元“登国”，建都盛京（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公元398年自盛京迁都平城，建立北魏王朝。隋唐五代更替，大同数易其名，隋朝为雁门郡、马邑郡，唐代改郡为州，大同为云州、蔚州、朔州之地。自辽金迄于元初为陪都，称西京，共244年。辽重照十三年(1044),设西京道为大同府，始称“大同”，取“世界大同”之义。元代，大同府是大都（今北京）通往蒙古要道上的一大中转站。明清时期，大同系九边重镇之一，号称“京师北门”。
山西大同孕育了古文化。杨钟健先生最早发现并研究报道了产自左云的恐龙化石。大同火山群位于大同盆地东部的大同县和阳高县境内，被誉为“东亚大陆稀有的自然遗产”。在地质时代为晚更新世的大同许家窑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了属于早期智人类型的许家窑人遗迹。
此外，大同还是民族往来融合地。李峪青铜器展现了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大同地区独特的青铜器文化，主要器物包括温酒牺尊、镶嵌狩猎纹豆以及各种带有动物纹饰的铜器。历史上，赵襄子在此灭代兴赵，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改革，汉高祖也曾在此地的白登山被围。这些历史事件共同构成了大同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
本次读书会圆满结束，期待下次读书会的开展。
(文/2301何思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