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读书会冷战组举办2024年上半年第三次读书活动
2024年3月30日17：0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冷战组在刘长新老师的带领下于线上开展了2024年上半年第三次读书活动。本次读书活动展开学习了《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的第七章“新文化运动与义和团”与第八章“反对帝国主义与义和团神话的重构”。
20世纪西方人中的主流倾向一直是用否定性的词汇描述义和团，义和团被简单地视为野蛮、残忍、盲目排外和迷信的象征，并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成为了“黄祸论”的主要话题。虽然这些观点同20世纪初的二三十年间中国知识分子指出的几乎完全一致，但是，中国和外国对义和团进行神话化的基础有根本性的不同，所以神话化的过程也完全不同。相较于关心中国社会未来走向的中国学者，倚仗强大的经济军事力量、在文化上具备优越心理的西方人对义和团的“排外主义”更加持贬斥态度。
当人们关注的重点发生变化时，历史的内涵必定会发生相应的变化。20世纪20年代，伴随着国内外政治局势的变化，人们逐渐抛弃了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幻想。对列强的仇恨将中国人引向了反帝的民族主义道路上，部分人便发现了义和团运动的积极意义，敢于反抗的排外精神、反帝国主义精神和革命精神成为义和团运动留下的遗产。五卅运动便是这种遗产的继承与发扬。
春色恰如许，读书正当时。本次读书会顺利结束，期待下一次的见面。
（文/2201郝亚彬）
春秋读书会明史组举办2024年上半年第三次读书活动
2024年3月30日18:3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明史组在张祥明老师的带领下于5103教室开展了2024年上半年第三次读书活动。
本次活动的阅读内容主要聚焦于《玉堂丛语》。在本次读书活动中，张老师详细解读了多个方面的内容：他讲述了天象示警时，李东阳和刘健向武宗进言，揭示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权力对社会的影响；还介绍了杨一清在被皇帝破格选用为官吏后拜见刘健的情景，从而展现了明代官吏之间的潜在规则；接着，他阐述了翰林院杨名的谏言，道出了明代宗教的特别影响；此外，张老师还提到了明代的旌表制度。
武宗时期，六月中，忽遇风雨雷霆交加，震怒不止。正殿鸱吻、太庙脊兽、天坛树木及禁门房柱均遭摧折焚毁，灾异极为严重。李东阳与刘健劝导武宗，为使其惕然醒悟，振作奋发。他们认为，此等灾异之主因在于诏令废弛，变动殆尽，国计民生之忧置若罔闻。此事涉及近幸贵戚，根深蒂固，难以撼动。有时旨意突降，内阁全无预兆；所议之事，亦常被改易，未能妥善处理。此即中国传统社会权利支配制度之影响。
明代按照惯例，非翰林不得入阁。本朝虽有数人破例，但出于特简仅仅杨一清一人。他告老还乡时，已年过七十。嘉靖初年，他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兼宪制，总制三边。途经洛阳时，他拜访了刘健。刘健态度傲慢，故作疑惑地问：“我记得你曾是阁老吧？”杨一清点头称是，刘健便责备道：“你身为阁老，却又复出担任总制，内阁制度岂不是被你一人败坏！”杨一清回应：“此乃朝廷之命，我不得不从。”刘健冷笑：“去留自便，何须找借口？”说罢，他不再陪茶，让两个孙子代为招待。杨一清深感羞愧，匆匆离去。此事反映了明代内阁的一些潜在规则。
翰林院学士杨名鉴于星象异常，遂上疏皇帝，恳请整顿吏治，尤其应裁减那些喜怒失中的官吏。其中，他针对道教真人邵元节提出严厉弹劾。杨名指出，邵元节仅凭浅薄之术，常假借探听消息之名出入宫廷，更频受皇帝之命在内府主持斋醮活动。皇帝固然心存祈求天命之愿，然自古以来，祷告祭祀往往难以立竿见影，故不宜过分耗费国力，频繁举行。此外，此举亦使左右大臣忙于供奉之事，无暇顾及朝政，更让不良之臣得以借机依附。甚至有传言称，有人深夜哀求邵元节庇护，可见宗教对朝政之影响已不容忽视。
旌表制度不仅是对功勋官员和普通百姓的极高赞誉，更是对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的坚定维护。在明代，这一制度展现了那个时代的辉煌与荣耀。明朝政府设立旌表制度，旨在表彰为国家和社会做出杰出贡献的人们。一旦某位官员或百姓因卓越功绩受到旌表，他们的名字将镌刻于历史丰碑，流传千古。
然而，这份荣耀并非轻易获得。旌表制度有着严格的规范和要求，需经过层层筛选和审核。只有真正具备高尚品德和卓越才能的人，才能获得这一殊荣。这种筛选机制确保了旌表制度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使受表彰者成为社会的楷模。
然而，明代旌表制度也有其两面性，在带来荣耀与规范的同时，也可能会滋生不良风气。有些人过分追求名利，导致社会出现不良现象。但总体而言，明代旌表制度仍是那个时代的一大亮点，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本次读书会圆满结束，期待下一次读书会的举行。
(文/2204郭意想星)
春秋读书会佛教史组举办2024年上半年第三次读书活动
2024年3月31日9:3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佛教史组在杨学勇老师的带领下于线上开展了2024年上半年第三次读书活动。本次读书活动杨老师带领大家阅读的书籍内容是《续高僧传》第四卷译经篇四，主要详细讲解了唐代著名僧人那提三藏。
那提三藏出身于中印度，年轻出家为僧，游化各地，亦曾远渡锡兰，精通诸国语言，四处布教。因偶闻中原佛教兴盛，便携带大乘和小乘「经」、「律」、「论」五百多包、一千五百多部，于655年抵达长安，被安排住在慈恩寺。当时正是玄奘翻译事业如火如荼展开、声誉如日中天之际，并未能顾及到远从印度来的学僧。翌年那提三藏受皇帝命令，为采集珍贵药草而被送往南海。南海地区（中南半岛等地）的国王们为他建立寺院，使其弘扬佛法。但就他个人而言，一方面此行乃受唐朝皇帝命令，另一方面认为非将放在长安慈恩寺的梵本翻译出来不可，所以他就在663年回到长安。但是在此之前（659年），玄奘为翻译《大般若经》离开长安，移住离宫玉华寺，将那提三藏的梵本也带走了。纵使那提三藏想要翻译，也已经没有梵本，所以仅翻译了《八曼荼罗经》（正确地说，应是《师子庄严王菩萨请问经》）、《离垢慧菩萨所问礼佛法经》以及《阿吒那智经》三部。其中，前二者收录于《大正藏》第十四册，而最后一部早已散佚)。虽然是小部经典，但都是玄奘译经所未含括的重要资料。那提三藏二度来到长安的同年，又以采集药草为由，得到皇帝的允许前往南方，而后未再回来。那提三藏除精通大乘中观派教义外，亦精研小乘诸派的「律」，也通晓婆罗门教圣典《吠陀》；着有《大乘集义论》，据说此著作若汉译，应有四十卷以上。
本次读书会圆满完成，非常期待下一次的活动。
（文/2206甄磊)
春秋读书会国史大纲组举办2024年上半年第四次读书活动
2024年3月31日10：0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国史大纲组在张焕君老师的带领下于线上开展了2024年上半年第四次读书活动。
本次读书会同学们跟随张老师阅读了引论部分的第六节至第八节。会议伊始，张老师深入解读了引论部分的核心要义。他指出，钱穆先生对国家怀有的“温情和敬意”是其与革新派的不同之处。他并不仅仅局限于对史料的剖析与批判，而是致力于让史学研究服务于当下社会，并进一步强调国民应当在国史中探寻民族精神。如果我们失去了这种精神，就如同失去了脚下坚实的土地，既对过去的历史一无所知，也对未来的发展毫无思绪。
在第六节对于学术研究的断裂性和连贯性的论述当中，张老师从宋明理学的思想演变、科举制度的制度发展、衣冠服饰以及婚丧嫁娶的风俗演变等多个维度，深入剖析了中华民族共性的形成与内涵。他认为，共同的民族精神是推动民族不断前行的动力，而独特的民族文化则是民族发展的目标和归宿。这种文化并非空洞无物，而是国家历史长河中积累的宝贵财富，是民族共性的具体体现。因此，我们需要在保证研究创新性的同时，重视民族文化的连续性；同时坚持以事实为依据，进行客观理性的分析。
综合第七节和第八节的内容，相较西方民族文化在猛烈革命中谋求发展，我国民族文化倾向于在追求和平的过程中实现进步；相较罗马中央对地方单一的军事控制，我国利用选官制度、儒家文化等方式强化地方对中央的心理认同；相较欧洲近代的民选代议制度，我国历代政府定期举行考试赋予平民参政机会，设立客观标准作为官员升降的依据，均达到民情上达的效果。此无不说明，各国立国规模和演进渊源存在差异，一种制度不一定适用于所有国家。因此，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的制度与文化发展道路，既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也是一项长远的使命。
至此，本次读书会圆满结束。期待下一次活动。
（文/2205刘妍玮）
春秋读书会东亚组举办2024年上半年第三次读书活动
2024年3月31日10：5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东亚组在郭小鹏老师的带领下于线上开展了2024年上半年第三次读书活动。老师对这本书的基本信息和译者序进行了简单的介绍与解释，探讨了读书的原因以及如何读书，在带领大家回顾上次读书活动的内容之后开始了本次的学习。
本次读书会的内容是《日本史》第七章封建时代中的“文化的发达和经济的增长”一节。14世纪和15世纪日本政治秩序虽然混乱，但是文化和经济发展可观，这一时期在日本产生了其特有的美学价值观念。幕府从关东的镰仓迁到京都的室町，武家文化吸收和借鉴了公家贵族文化。此外在守护的赞助下，这一时期日本的经济文化发展到全国各地。在此老师为我们详细地解释了促使足利文化繁荣的三种因素：一是贵族社会里文武两个层面的融合；二是来自中国的新的影响；三是禅宗的僧侣和京都城周边的禅宗寺庙。老师重点讲解了禅宗僧侣的作用，并对北条氏和足利氏进行了简单的对比。接下来讲到足利文化的特质。足利文化繁荣的两个顶点分别是是北山文化和东山文化，老师对两个文化进行了对比分析：北山文化富于教养，鉴赏力是折衷主义的；东山文化较为颓废衰落，但具有高级的艺术欣赏力。足利文化两次繁荣高潮之间，日本式审美和日本文化底色形成。之后简单介绍了茶道、建筑、绘画以及戏剧艺术。
经济部分主要分析了足利时代初期经济增长的原因。这一时期商品经济发达，其重要标志是硬币的广泛使用，还出现了兑换者和典当者。商业的发达带来了许多重要的结果，这一时期以封建权威与商业活动的紧密联系为特点的日本商品经济也开始发展起来。与欧洲中世纪和中国宋朝、明朝时期的商品经济有所不同，日本这一时期为了在东亚边缘地带进入对大陆的贸易，开始了海盗活动以及沿海掠夺，也就是倭寇。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室町幕府一度接受了明朝的册封，开启了勘合贸易，中日之间经济往来频繁。随着幕府和朝廷的土地收入减少或取消，商业收入成了京都文职和武职贵族的主要支柱。由于勘合贸易的限制不能满足日本的贸易需求，最后在1551年以后勘合贸易完全解体。
在本次读书会中，同学们认真思考，老师为同学们解答了诸多疑惑。至此，本次读书会圆满结束，期待下次读书会的开展。
（文/2204张蓓蕾）
春秋读书会古希腊组举办2024年上半年第三次读书活动
2024年3月31日16:0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古希腊组在王志超老师的带领下于教师工作间开展了2024年上半年第三次读书活动。
本次阅读的主要内容是为新同学介绍《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远征西西里”一节的背景。王老师主要介绍了古希腊的三部著作，分别是：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色诺芬的《希腊史》；并指出这场战争是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进行的一场“世界大战”。这个战争规模之大、破坏之严重、涉及范围之广，对希腊城邦发展的影响非常深远，是古希腊文明黄金时代的转折点。大量的公民在战争中丧生，使得希腊城邦的社会制度逐渐瓦解。民主派、寡头派等城邦内部的政治斗争也变得更加激烈；雅典和斯巴达，为了得到各个城邦的支持，大量培养代理人，使各个城邦内部的政治斗争愈发激烈；团结的公民集体也一去不复返。
此外，老师对前面西西里远征的背景进行了简单的回顾。西西里岛的财富和领土激发了雅典扩张的热情，雅典派出军队攻打西西里。但是其公民大会的部分人借口赫耳墨斯石像的毁坏，嫁祸亚希比得，使其流亡斯巴达并频频献计；加上尼昔阿斯的战略失败，使得雅典人在西西里战争中大败。
随后王老师为同学们解答了疑惑。雅典的瘟疫爆发有可能是因为雅典人口密集，并且作为一个港口城市和航运中心，世界各地的人在此来往，病毒很有可能随之传播；又对比了中外史书对于细节描写的一个区别：修昔底德的对于军队战败的记载十分详细，而中国史书的文言记载却是惜字如金，十分简练。在读书会的最后，王老师为大家讲解了索引的使用，通过人名、地名的索引在原文中进行定位，方便对人物、事件和地名的检索。
期待下一次活动。
（文/2204宋春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