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读书会东亚组举办2020年上半年第五次读书活动
2020年5月30日15:0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东亚组在郭小鹏老师的带领下于线上QQ群开展了2020年上半年第五次读书活动。
老师首先讲了一些学习态度的问题，之后又建议我们自己做笔记，来弥补《菊与刀》没有二级标题的不足，更好地了解文章内容。
对于本章内容，老师首先讲了战争文化。每个文化传统中有关战争的信条，实际上就是战争文化。本章提到了几点，比如说战前的动员方式，在战争失利时的宣传方式，怎样稳定军心以及从死者和投降者的某种稳定比率来判断投降的时机。扩展到宏观上说，东西方之间的战争文化，或者在战争当中的一些信条是不同的。欧洲对于战争规则的制定比日本要早一些先进一些，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也有一些共同遵守的关于战争的规则，而日本在战国时代也有一些战争规则，比如说战争需要避开农时等。欧洲在近代的时候逐渐的发展出一套国际体系——《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从而缔造的一套关于谈判，关于战争，如何宣战，以及在战前如何动员的体系。具体地说这四点，特别是一些关于投降和战俘的文化，从中世纪开始在骑士文化当中，有角斗，公平竞争，绅士精神等等。到了近代，战争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为了达到某种的政治诉求，所以无论是权衡战争的代价和它的收益，还是在合适的时机按下暂停键都很关键。西欧在一战之后，关于战争的一些信条从西欧推广到世界，比如说日内瓦公约中就有一些关于对待战俘的国际性的合约。
关于战争动员，老师讲到要使国民对战争的正义性坚信不疑，要灌输这种正义性，国民动员实际要选取国际秩序中对自己有利的内容进行解释。对于日本对外战争，我们如果从上帝视角来看，这不过就是日本在对弱小国家进行侵略，而日本在侵略的过程中又和既得利益者欧美发生了冲突，所以他一方面是侵略弱小国家，另一方面也是对老牌的帝国主义在东亚利益进行争夺，所以日本侵略战争既是对弱小国家的侵略又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日本的动员行为被称为亚洲的门罗主义，这种行为借鉴于美国。
虽然这章讲的是战争中的日本人，但是老师还建议我们需要把目光放长远一点。众所周知战争当中的一些科技，在战后还可以转化到民用领域。同样的，在战争当中的一些动员方式，一些行为规范，在战后同样也可以投入到和平的市场当中。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日本为什么在战后的一片废墟之上，短短的一二十年又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日本人虽遭受饥饿，但依旧努力工作，这可能受到了战前一些的精神的影响。同样的，战争中表现出来的特异的民族性可以在别的领域中得到答案。
第一点就是全面动员的这种方式，到现在依旧还是对日本国民具有一定的欺骗性，蛊惑性，还是被右翼分子无限的放大，虽然形式不同，但实际上本质是一样的。老师提醒我们不能光看问题本身，一定要分析事物的背景原因影响等，这些比过程更重要。
第二点是在局部失利的时候，如何去给国民给军队打气，不同国家是不一样的，日本知道自己物质上与列强的差距，所以在动员上精神大于物质，基于自己的国情，现实情况，经济基础，发挥精神上的作用进行宣传。
第三点就是日本人没有投降文化，而西欧是有的，源自于不同地区对战争理念完全不同的认识。在欧洲，如果一个将军尽心尽力，因为达到一定的伤亡比率而投降的话，是体面的，他维护了军队的有生战斗力，回国后依旧受人尊敬，当然这也包括士兵。但是在日本人看来，投降是蒙羞，是耻辱，还有可能面对的是死亡。鲁斯分析这个原因绝非为日本的战争罪行开脱，而是因为基于日本没有投降文化，所以他们对投降的行为特别反感，不会给予战俘人道的对待，即便是对本国的士兵都是如此。在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不了解日本人的这种特性，因此造成了很严重的损失。
最后一点是战俘文化。在日本没有战俘文化，日本人没有受过供词教育，西方有投降文化，并且要对普通的士兵培训。日本人是不被允许投降的，所以日本俘虏其实很少，大多数也是因为没有意识了而被俘的，这些俘虏几乎都是维护天皇的。日本人对天皇无条件地忠诚，而对天皇以外的一切人和集体加以批判，这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日本人对于美国把海军勋章送给乔治·埃斯迈克将军是非常不理解，这就是美日两个国家两种不同的文化造成对于战争的不同理解。战败的日本士兵在国内几乎没有生存空间了，所以日本士兵投降以后甚至干脆和盟军合作，他们忠诚对象也发生了转变。关于兵源消耗理论，日本人的不投降主义是最极端的表现。
在这四点中间有一些支线，作战行动当中宣传的另一个主题——耻感文化，也是宣传方式之一。在战后日本人也曾有一些不文明行为，但是通过一些官方的宣传，呼吁维护国家形象，通过这样的宣传动员方式，使得日本人的形象得到了改善。还有一条支线就是对于天皇的态度。鲁斯·本尼迪克特对这一点看的很清楚，所以这本著作影响了美国的战略政策，他们不废除天皇，反而利用天皇制开展一些活动，因为天皇是国家神道的核心，国家神道是超越宗教的一种意识形态，是日本人必须信仰的存在。
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是人，这章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大多数人的行为方式和行为准则受到族群文化的影响。最后推导出来的结论是：日本的行为准则就是择定一条道路，全力以赴，如果失败就选择另外一条道路。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在近代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如此顺利的原因。
期待下一次活动！
（文/1902任晶晶）
春秋读书会国史大纲组举办2020年上半年第六次读书活动
2020年5月30日15:0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国史大纲组在张焕君老师的带领下于线上通过微信的方式开展了2020年上半年第六次读书活动。
这次读书会我们主要阅读了钱穆《国史大纲》第三编秦汉之部第八章“统一政府文治之演进”中的第一节“西汉初年之社会”和第二节“西汉初年的政府”。
首先由张焕君老师为我们提炼本章的主题：统一政府和文治。同时提醒大家在读这章时要关注这点，围绕主题去思考，也要关注一章中下列的小节标题，寻找内在关联。接下来正式进入阅读与讨论环节，老师引导我们思考西汉之“文”如何体现，在这一节中钱先生先从下层社会讲起，就是农民，他说农民用了一句话：“比较呆滞在陈旧的状态下过活”，这句话在整个古代中国的农民都很适用。西汉的农民的负担有：田租、算赋、更戍，无论征粮还是收钱，或是服兵役与徭役，他们的负担都是很重的。那么这里就有两个延伸问题，第一个是文景之治是轻徭薄赋的，这样是否意味着农民的生活就很好呢？这个问题在参考钱先生引用《汉书食货志》算账的方法中可以得出结论：低税不能代表农民的生活负担就一定很轻，因为还有赋、更戍，都可以在这些上面增加负担，并且还有地方附加的各种杂税，这样来看，农民的生活也并没有取得很大改善。而第二个延伸问题是如果农民无法承受如此重的赋税负担，他们会怎么办？这个问题在这一节便有体现，他们会出卖生产资料，出卖妻子甚至出卖自己，也就是卖身为奴，这也是汉代奴婢盛行的原因所在。接着老师带领我们深度剖析这些卖身为奴的人，由“奴婢”、“亡命”延伸出“商贾”、“任侠”，两者地位不同，但是却相辅相成，一体而生。紧接于农民之后我们所讨论的就是商贾和任侠。在汉代最发财的产业有采矿业、物流业、养殖业、畜牧业、制造业，它们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一大部分流民的归宿就是被用在这些产业上成为奴隶，他们的地位高于农奴，也与西欧农奴地位有天壤之别，这是汉代大商人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另外我们接着讨论任侠，他们从亡命之徒被收养后，讲究义气，对自己的主人忠心耿耿，哪怕出生入死、违法乱纪、杀人放火。可以说这样的组织就是中国最早的黑社会。任侠与商贾这两类人都同时具备社会认可的两种重要资源：权势与财富。而这两种资源本应该属于贵族，现在却下移，使得在民间形成了“第二政府”。这样在无形中就消解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削弱集权体制。所以历代的集权者都对此不能容忍，进行打击大商人、打击地方豪强、搞移民政策。以上就是第一节的内容，主要讲了农民以及商贾任侠，这两个不同的阶层，相互之间关联密切。农民通过转化身份成为奴婢或亡命之徒，助长商贾和任侠的壮大。第二节钱先生开始讲上层人物，也就是统治阶级。最上层的是军功阶级，这些开国元勋是最重要的官僚，三公九卿的自然获得者。汉初官僚的来源最多就是郞吏出身。他们出身的共同性就是大多出自富人之家。其实到现在也是如此，良好的家庭背景可以提供更优良的资源。在本节的最后钱先生总结西汉政治结构，从宗室、军功集团、富人。最后是杂途，构成西汉的统治集团。老师在最后启发我们思考西汉中后期或者其他朝代的官僚出身以及其出身背后的统治基础。
本次读书会收获了很多，也思考了很多，受益匪浅。
期待下一次活动！
（文/二校1901宫浩哲）
春秋读书会古希腊组举办2020年上半年第四次读书活动
2020年5月30日19:3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古希腊组在王志超老师的带领下于线上开展了2020年上半年第四次读书活动。主题是“修昔底德关于雅典民主的看法”。
首先，我们认为，修昔底德并不反对雅典民主，他反对的是伯利克里去世之后的那种完全由这个多数人来控制一切，而政治领袖则完全臣服于公民大会的政治局面，我们将这种政治称为暴民政治。而根据他所持的这种看法，我们认为他支持的应该由政治精英领导下的一种民主，即精英民主。
而后，老师对我们所认知的古希腊时期的政体进行了一个补充。我们已无须再对雅典城邦是否为民主政体来进行讨论，作为既定事实，古希腊的城邦从这个原则来讲都属于民主政治。它的决策程序，都是带有民主特征的，只不过是掌握权力的人数有多少之分。而斯巴达那样的寡头政体，就是由几十个贵族寡头来控制整个决策的过程。至于贵族政治和寡头政治的区别，就是贵族政治的民族成分要更高一些，贵族、富人的决策并不是无所顾忌的，并且对于贵族政治而言，贵族还是能够尊重人民的愿望和呼声，所以他能够保持一定的政治美德，如果决策人数再多一点的话，就变为了民主政治。
期待下一次活动！
（文/1802任盈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