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读书会佛教史组举办2025年下半年第十一次读书活动
2025年12月12日19:3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佛教史组在杨学勇老师的带领下于线上开展了2025年下半年第十一次读书活动。
在本次读书会中，杨学勇老师带领大家继续阅读《续高僧传》卷二十七，此次研读涉及多位高僧的传记，如释尚圆、释法行、释道穆、释智旷、涪州相思寺无相禅师、释童进、释富上、释明恭、释法进、释道幽、释慧聪、襄州禅居寺岑阇梨、丹阳通阇梨、释法庆、释德山、释法通、释道悦、释慧耀、释慧因、释法施等一众高僧。
会议初，杨学勇老师为大家朗读《续高僧传》。首先，在讲到后梁荆州神山释道穆传八时，杨学勇老师讲到，高僧释道穆与山神斗争时，“心安泰然，都无外想，七日一定，蛇虎方隐”，呈现了一个依靠宗教信仰战胜困难的神奇故事。随后，读至隋初荆州四望山开圣寺释智旷传九时，杨老师讲到高僧释智旷本为军人，但随军作战时“未几沦陷，深悟虚假”，便“专求离俗”，属于较为特殊的出家方式；同时，他先遇道士，“初值巾褐”，以道教方式出家，又遇高僧，终为佛教僧人，体现了佛教与道教的比较。然后，杨老师为大家讲解了有关佛教史的历史知识，同在该高僧转记中，书中“阿那含”是小乘佛教的修行程度之一；也在唐益州福化寺释慧聪传十六中，书中记载“行礼拜四众”“常礼万五千佛，依经自唱，一一礼之”等是佛教派别三阶教的体现。之后，杨老师在读到隋代州耆阇寺释道幽传十五时，提到代州即为今山西省忻州市代县，高僧释道幽为山西相关僧人。
最后，杨学勇老师向大家收集问题，同学们就历史学专业知识、佛教史知识等方面提问，杨老师耐心回答，形成了一次良好的师生互动。
本次佛教史组读书会圆满结束，期待下一次读书会的开展！
（文/2403 杨倪宾）
春秋读书会长城史组举办2025年下半年第六次读书活动
2025年12月13日18:3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长城史组在韩帅老师的带领下于毓秀书房开展了2025年下半年第六次读书活动。本次读书会所读的档案为《兵部尚书梁廷栋等为内地疎虞虚报夷情事题行稿》，选自《中国明朝档案总汇》。
本档案记载了崇祯四年二月十三日在宣府镇大��树这个地方发现老人张龙岗等共十人的尸体。刘守备带人查看现场后坚称他们被夷人所杀，但此地并未有杀人痕迹。之后，在据此地五里的昌平镇杏树台发现痕迹，于此断定张老人等人是在此地被杀后运到大��树地方。而他们为什么被杀了呢？及查，张老人于本月初二带人到本山各口索银、强卖，被人听去并学其索银。十二日时张老人照常去索银，而跟他一起去官员并没有一起，当守门军傅友旺赶到时张老人及随从已经被杀，并不知道是谁杀的而夷人不敢入侵，故昌平镇与宣府镇各执一词，案呈到部，得兵部批示。
在读完档案后，韩帅老师强调明代边地职权划分十分清晰，各地兵官仅管自己地方事务，相邻两边镇常有矛盾。在这次读书会中，韩帅老师注重对档案的整理与理解，通过阅读档案，我们了解到明代地方边镇之间的复杂情况。
本次读书会圆满结束，期待下一次活动的举行。
（文/2307 孙佳甜）
春秋读书会国史大纲组举办2025年下半年第九次读书活动
2025年12月14日10:0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国史大纲组在张焕君老师的带领下于腾讯会议开展了2025年下半年第九次读书活动。
本次读书会，张老师带领同学们阅读了《国史大纲》第七章第三节第一次统一政府之出现及其覆灭的内容。
读书会伊始，张老师引导同学们认识学习历史是一个不断刺激、反思的过程，文科生的成长离不开生活阅历的积累与深度思考，即便历经挫折，也要将其作为反思的起点。老师提到了笛卡尔“呕吐法”，对习以为常的历史认知进行彻底怀疑与清理——把未经检验的固有见解全部“呕吐”出来，通过理性分析重新确立认知根基，避免被片面标签、情绪偏见或网络乱象裹挟。钱穆先生在本节讲述秦朝，集中于秦朝作为中国史上首个全国性统一政府的地位。秦朝的创建并非仅靠地势险要与兵力强盛，更源于战国以来平民学者间之反动思想——“趋向统一”的时代意向，而其覆灭则是贵族封建向平民统治过渡的结果。老师强调，历史从来不只是古代的事情，当下是历史的延续，我们应找到历史与现实的相关性，认识到人始终活在历史中，排除“历史与己无关”的错误认识和畏难情绪。
老师首先引导同学们反思对秦朝的固有认知，结合当下网络现象与古今的多元评价，强调理性研读的重要性。当下网络上存在着盲目吹捧明朝、秦朝的现象：这些吹捧者多为社会普通网民，而非专业学者，其行为受多种因素驱动。一是民族情绪，明朝作为崖山之后八百年里中国唯一由汉民族主导建立的王朝，“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符号化形象，契合了部分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秦朝则因“华夏首次大一统”的历史地位，成为民族自豪感的寄托。二是通俗作品传播，《明朝那些事儿》《大秦帝国》等通俗历史作品的流行，以生动叙事激发大众想象，却缺乏专业史料的严谨考证，导致片面认知扩散。三是对强人政治的幻想，秦朝商鞅变法后的高效组织力、军功授爵制度被理想化，秦始皇“统一六国”的霸气形象，成为部分人在现实压力下对超凡政治力量的寄托。老师提醒这类吹捧往往陷入“无脑吹”的误区，忽视王朝的制度缺陷与民生苦难。以明朝为例，谌旭彬在研究中明确指出，明朝基层控制极为严密，通过里甲制将110户编为一里，里长负责催办钱粮、勾摄公事，老人制裁决民间纠纷，未经里老处分直接诉官者视为“越诉”并受杖责，底层民众缺乏自由、仅有互相监督的义务，社会环境压抑，其专制程度甚至超过秦朝，明朝“以天下养一家”的宗室政策，导致朱氏宗室世代由朝廷供养，嘉靖时期河南“大饥，人相食”，百姓苦难深重，张居正变法也仅是加强民间汲取，并未改善民生。老师进一步讲述在网络上历史兴趣高涨的现象，背后是民族认同感、对强盛历史的向往等社会兴趣点。如果能将这些兴趣转移至教学领域，结合具体教学需求，可有效引导学生理性学习，提升学习热情和效果。老师接着梳理了不同时期对秦制的核心评价，这些评价是多元和复杂的。从清末至民国，有谭嗣同在《仁学》中尖锐批判“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抨击君主专制将天下视为私产、百姓视为工具，导致民众奴性深重，反对荀学与专制互为表里，通过三纲五常禁锢人心，倡导“冲决网罗”，主张民权、平等与社会改革。这类批判本质是近代社会对民主自由的渴望。而在钱穆先生视角下，反对单纯以“专制”标签否定秦朝，认为秦制顺应战国以来统一趋势，废封建、行郡县等举措是“进步的政治”，背后蕴含“平天下”的高远理想，后人仅以专制批判“殊欠平允”。现代评价则更加多元，部分人推崇秦制的集权高效——行政效率高、财富汲取高效，能快速动员民力应对突发事件、开疆拓土，使国家保持奋进形象；另一部分人则批判其对民生的压迫——专制制度下剥削严重、民生凋敝，普通民众缺乏自由与尊严。老师强调对古代专制制度的评价需保持辩证视角，不同立场、年龄、阅历的人对“代价与收获”的认知不同——年轻者可能更关注国家强盛的荣耀，成家立业者可能更重视民生福祉的平衡，老年者可能更侧重历史进步的长远意义。历史的视角是自由的，我们应保持宽阔视野，倾听不同声音，避免主观情绪主导判断。
秦朝的统一是时代趋势与人力聚合的必然结果。战国以来二百四、五十年的持续纷争，使“息战弭兵”“趋向统一”成为社会各阶层的普遍诉求。钱穆先生认为这一趋势的核心驱动力是“战国以来平民学者思想的反动”——士阶层脱离传统贵族依附，以知识、技能为立身之本，通过游说、任官、讲学推动各国改革，成为统一潮流的重要推手。当时相当一部分学者、官僚与统治阶层认为，只有权力集中、国家统一，才能实现国富民强与永久和平，这是春秋战国数百年权力分散、列国割据、战乱不休带来的深刻经验教训，因此“趋向集权、追求统一”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老师补充了中外制度的对比案例，秦朝因战国分裂战乱的教训切近深刻，统治阶层思维脱胎于战国，故统一后坚决反对分封、趋向中央集权，而对比近代世界的美国建国者则是受欧洲封建专制王权压迫的移民，政治与宗教上的迫害让他们坚决反对专制集权，建国后选择保留州的大量自治权，由州向联邦政府让渡部分权力，形成联邦制。这一对比说明，制度选择与历史经验教训的远近、现实处境密切相关，无绝对的“一定性”与“唯一性”，背后脉络虽然十分复杂，但也有迹可循。秦国本地人才储备不足，所以大量吸纳六国平民出身的贤才，形成了“东西混合、贵族与平民合组”的政府格局，成为统一的关键人力支撑。详解分析来自六国应仕秦国的人物及其功绩，商鞅是卫国人，平民出身，通过变法彻底重塑秦国——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统一度量、建立县制，使秦国经济发展、军队战斗力飙升，为统一六国奠定坚实基础。张仪是魏国人，平民出身，首创“连横”外交策略，游说各国入秦，以“横”破“纵”，成功瓦解六国联盟，为秦国争取有利外部环境，避免被联合围攻。范雎是魏国人，平民出身，提出“远交近攻”战略，明确秦国兼并六国的核心目标——先灭韩、魏，再逐步吞并其他国家，同时与齐国等保持良好关系，为统一制定清晰路径，任秦相期间推动专制集权。吕不韦是卫国人，平民出身，扶植秦庄襄王即位，带兵攻取东周国、赵国、卫国土地，设立三川郡、太原郡、东郡，直接推进秦国统一进程。李斯是楚国人，平民出身，秦统一后任丞相，主导焚书坑儒，推动统一文字、度量衡等政策，是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主要推动者。这些平民出身的东方游仕，既无无贵族利益纠葛，又倾向于依附强主、推动统一，而且部分人真正继承了战国平民学者的反动思想，在行动中顺应集权统一大势。这种“东西混合、贵庶合组”的政府构成，决定了秦朝不可能重回封建老路，即便之后丞相王绾、博士淳于越主张“师古封建”，认为“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秦始皇仍采纳李斯建议，坚持废封建、行郡县，既是出于个人卓识，更是时代情勢与政府构成的必然选择。
钱穆先生在书中论述秦朝巩固统一有六大核心举措，其背后的既包含着“平天下”远大理想，更有着现实实践中的复杂矛盾。一是废封建，行郡县，这是秦朝最具开创性的制度变革，是最明确肯定的反对封建的措施，是“平天下”理想的核心载体。秦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后逐步扩展至四十一郡。秦朝设郡采用“蚕食式”推进，每攻占一地区、一城池，即刻设立郡县，任免官吏直接管理，颁行秦制，同步开展税收、服役、征兵工作，使新占领区成为兼并战争的“前线堡垒”与“后勤中枢”。如公元前262年秦国攻占韩国上党郡后，立即建立郡级行政机构，推行秦制，构建县、乡、里基层组织，严密控制人口与土地，形成连绵后勤网络，为之后长平之战的胜利提供关键支撑。钱穆先生认为郡县制旨在实现“天下一家、永久和平”，分封制则易导致列国并立、战端不止，秦朝推行郡县制是“极其伟大纯洁的理想”。老师对钱穆先生观点进行辨析，认为传统儒家“平天下”理想是强调通过道德教化实现社会治理，追求大同和谐秩序，而钱穆先生将郡县制视为“平天下”构建，是从政治稳定角度的解读——郡县制下国家内部虽仍有内斗，但规模较小，即便有农民起义或短期割据，最终都会归于统一。二是收军器，堕城郭，决川防，夷险阻，这是从物理层面的统一保障。收缴六国武器，铸造金人十二，各重二十四万斤。钱穆先生认为这并非仅为削弱民间力量，更是“弭兵理想”的实施，不能仅以“专制”批判。保留战国时期赵、燕等国用于防御北方少数民族的长城，修缮连接形成北方防御体系，拆毁六国之间易形成割据的城郭，防止地方势力凭借坚城抵抗中央。针对战国时期诸侯为自身利益，竞筑堤防“以邻为壑”，甚至决水浸敌的现象，秦朝打破列国河流防御设施，平整天然障碍，既纠正“以邻为壑”的乱象，也消除地方割据的地理依托。三是建设首都，迁徙豪家，这是从精神与物质层面双重推动统一国家认同。移东方豪家十二万户于咸阳，既削弱六国旧贵族的地方势力，又将其置于中央直接管控之下，每破诸侯，即“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使咸阳汇聚当时营造艺术之大成。老师分析此举并非仅为秦始皇个人享受，更利用人皆有之的慕强心理，通过宏伟建筑彰显皇权至尊，让六国豪强世族产生敬畏与臣服感，强化统一精神认同。这体现建筑美学与权力的深度关联，权力通过建筑的高大、壮观彰显自身，建筑借助权力实现价值传播，最终服务于统一大局。四是巡行郡邑，修筑驰道，这是中央对地方的管控与威慑。以咸阳为中心修建全国性驰道网络，“广五十步，三丈而树”，路基分层夯实，两侧种植青松固土防塌，道路中央三丈为皇帝专用车道，设置专职官员负责养护，开创中国古代道路标准化建设先河。驰道东穷燕齐、南极吴楚，连接邹峄山、泰山、琅琊台等要地，兼具军事运输与帝王巡游功能。秦始皇十年间五次巡行天下，足迹覆盖今11个省份，每次巡行队伍规模超十万人，携带官僚机构、文书团队、护卫军队、后勤保障，每日处理公文，所到之处即为临时行政中心，郡县需全力接待。老师认为巡行与驰道建设形成“正反双向管控”，从反面看，收军器、堕城郭等举措消灭抵抗势力，迫使六国臣服，从正面看，驰道与巡行树立皇权威严，引导六国从内心主动臣服。但同时老师也讲到国计与民生二者的矛盾——宏伟工程的背后代价是普通民众的沉重劳役。五是统整各地制度文化风俗，这是秦朝消除地域隔阂、构建统一的文化与制度的关键所在。“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规范社会运行秩序，便利经济文化交流。秦于嶧山、泰山、琅邪、之罘、之罘東觀、碣石門、會稽七地刻石辞传，根据当地风俗各有侧重，如会稽刻石矫正男女淫佚之防，琅琊刻石尚孝重农，之罘刻石强调统一秩序，通过官方文书引导各地风俗趋同。六是开拓边疆，防御外寇，这是巩固大一统疆域的措施， 秦朝北筑长城，连接战国赵、燕北方长城，派蒙恬率军戍边，抵御匈奴南下侵扰，保障北方农业区安全。秦朝南戍五岭，征发五十万民力攻取岭南，设立南海、桂林、象郡，将疆域拓展至南海沿岸，实现对南方的直接管辖。老师强调这些举措是由、也只能由统一政府才能推行，需要强大的国力、组织力、民力与社会财富支撑，而推其渊源则是战国中后期平民学者思想的反动，推动了集权统一的大趋势。
钱穆先生根据对秦朝的政治本质的详细分析在本节多次反对对秦朝“纯粹专制”的片面认知，而秦朝的集议制度则是钱穆先生认为“秦朝并非完全专制”的重要依据，集议内容包括始皇时议帝号、议封建、议刻石颂功德、议封禅，二世时议尊始皇庙等等，其中重大决策均需君臣共同讨论，体现民主性质。老师随后辨析到实际上的集议是有决策小会与推广大会之分的，钱穆先生认为秦朝集议是决策小会，有民主的实际效用，但实际上最终决策权仅归皇帝一人，集议本质是君主专制下的咨询机制，而非民主决策。如郡县制与封建制之争中，虽有王绾、淳于越的反对意见，但最终由秦始皇拍板采纳李斯建议，集议仅为皇帝决策提供参考，不能等同于民主。老师还补充秦朝为巩固统一实行的焚书政策，李斯为驳斥淳于越“师古封建”之说，建议焚书，史书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藏《诗》《书》百家语者皆烧之，敢偶语《诗》《书》者弃市。这一政策虽为维护统一、打击封建复古思想，却对文化造成巨大伤害，是秦朝思想控制的极端举措，是专制制度的消极面。
关于秦朝覆灭的本质，钱穆先生认为是役使民力的逾量。秦朝以耕战立国，统一后仍恣意役使民众，远超社会承受能力，修筑长城征发三十万，戍守五岭征发五十万，修筑阿房宫征发七十万，加上其他劳役、兵役，总服役人数超二百万，且多为成年男子。当时秦朝全国人口仅二千万左右，成年男子几乎人人都在服役或更替服役的路上，甚至部分服役无明确期限，民众苦不堪言。秦朝还设立“七科谪”，征发七类人员戍边——吏有过、赘婿、贾人、尝有市籍者、父母有市籍者、大父母有市籍者、闾左。闾左征发殆尽后，又波及闾右，征发范围远超合理界限，役不足时则谪发商人，与东方社会经济情态严重不符，进一步激化矛盾。 再进一步深入分析秦朝覆灭的原因，秦朝是“上古遗留的最后一个贵族政府”，虽推行平民化改革，却未彻底摆脱贵族阶级的统治思维，其过度役使民力本质是十足的贵族性质，将民众视为实现国家目标的工具，忽视其基本生存需求。而且当时六国贵族并未真正归附，秦朝虽迁徙豪家，仍有大量贵族潜藏民间，平民百姓在苛政压迫下离心离德，统治基础极度脆弱。在秦末农民起义中，刘邦、萧何等秦朝基层官吏，项羽、张耳、陈余等六国贵族，英布等刑徒，形成合力推翻秦朝统治，反映了秦朝统治的全面危机。其它因素还包括焚书政策引发知识分子不满，思想禁锢导致社会缺乏活力，高效行政效率的郡县制因赋税徭役过重，成为压迫民众的手段，法律严苛缺乏弹性，“失期当斩”等规定激化社会矛盾。秦朝覆灭并非单一原因，而是役使民力、贵族残余、文化压制、执行偏差等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老师提醒同学们需要更广博深入的分析。
本次读书会以钱穆先生书中论述为基础，在老师讲解下结合多元资料并进行深度分析，印证本节钱穆先生的核心观点：秦朝作为首个全国性统一政府，其创建是中国历史的巨大进步——“大一统”的疆域格局、郡县制的制度创新、统一的文化认同，其作为贵族与平民政府的过渡阶段为后世中国两千年的发展奠定基础，而秦朝的覆灭则揭示了深刻教训——任何制度变革都需平衡理想与现实，国家强大不能以过度消耗民力为代价。同学们受益匪浅。
本学期读书会活动到此结束，期待下学期活动的开展！
（文/2401 李奕飞）
春秋读书会东亚组举办2025年下半年第八次读书活动
2025年12月14日下午18:3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东亚组在郭小鹏老师的带领下于线上成功开展了2025年下半年第八次读书活动。
本次读书会中，大家继续深入阅读了《东京百年史》第三章“双重生活”部分的内容，主要围绕“鹿鸣馆外交”所带来的日本文化乃至社会生活“双重化”进行了深入探讨，内容包括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结合，商业文化的变革，大众文化场所及活动的发展，公共场所绿地的出现等。
首先，作者先从外来文化与日本本土文化杂糅的“双重生活”开始，逐渐引入在此影响下外来文化的本土化进程，进而提起商业文化的变革：广告的出现与吴服店的转型。在江户时代，虽然已经有了广告，但商铺的宣传大体还是以口口相传为主，随着交通的便捷、客户群体的扩大，才应运而生了以顾客为主的商品文化。紧接着作者将话题引入百货商店的兴起，提到两大百货商店：三越百货和白木屋。两大商店各有其优势，也各有其革新之处，作者在此交错地列出了两大百货商店所做的努力，最后进行了总结：尽管大商场的影响力在明治时期并不显著，却仍然代表了巨大的文化变革。
对大商场的发展进行阐述之后，作者借此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劝工场”。它相当于百货商场发展的一个过渡产物，在明治时代晚期兴盛，随着百货商店逐渐被人们接受，它也就走向衰落了。
紧接着，作者就转向了博览会的话题，指出：“虽然其举办的目的，是为了国家发展和推进文明开化、开启民智，不过它同时也像庙会一样，能给人带来快乐”。最初，博览会的举办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但逐渐的，博览会举办的核心从政治宣传转向了刺激经济消费、进行文化上的传播交流。最终，博览会的出现影响了整个时代的品味，进一步对公共设施的建设产生影响。由此，作者开始讲述公园的发展。
公立公园同上述的其他事物一样，也是受西方影响而催生出的新事物，作者在这部分详细阐述了上野公园、浅草公园和日比谷公园，分别讲述了它们建立的过程，承担的不同功能，以及最后的发展。
本次读书会的内容通过百货商店、博览会、公园等具体事例，展现了明治及大正时期东京在社会、商业与文化领域如何在外来影响与本土传统之间形成“双重生活”，并逐步推动现代都市文化与公共空间的形塑。
本学期读书活动到此结束，大家收获颇丰，期待下学期读书活动的开展！
（文/2401 何佳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