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读书会山西历史文化探寻小组举办2025年下半年第十次读书活动
2025年12月5日18:3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山西历史文化探寻小组在刘宝峰老师的带领下于学院楼一层毓秀书房开展了2025年下半年第十次读书活动。
本次读书会，小组成员在刘宝峰老师的带领下研读了《三晋石刻大全（浑源卷）》中关于清代祭祀北岳庙的碑文数篇。重点探寻了祭祀北岳的目的，从而推究北岳大帝有哪些作用。
研读《重修恒山岳庙碑记》时，刘老师围绕浑源知州张之微所著碑文，详细梳理了岳庙的破败现状与重修始末，并重点解读了碑文中所提及的“马殿”的独特功能与历史价值。在《皇帝遣内阁四品侍读学士王国昌致祭于北岳恒山之神碑》（康熙27年）《陪祀恒山诗碣》（康熙29年）《皇帝遣户部右侍郎贝和诺致祭于北岳恒山之神碑》（康熙36年）《皇帝遣内阁侍读学士加六级卢起隆致祭于北岳恒山之神碑》（康熙42年）等多篇碑文中都提及叶九思此人，刘老师敏锐的发现了叶九思长时间在大同担任官职。这启示我们，在阅读史料时，要注意前后联系，留心不同文章中共同点或共同题材中的差异处。
此次读书会刘老师带领我们研读的碑文大多都是清代康熙年间遣官致祭北岳恒山之神的碑文，刘老师按纪年顺序逐一带我们解析了其立碑背景与核心功能：康熙二十七年《皇帝遣内阁四品侍读学士王国昌致祭于北岳恒山之神碑》，系孝庄文皇后（皇祖妣孝莊仁宣誠惠恭懿翊天啓聖文皇后）神主升附太庙礼成后所立，核心诉求为祈求孝庄文皇后灵魂安宁；康熙三十六年《皇帝遣户部右侍郎贝和诺致祭于北岳恒山之神碑》，聚焦当时西北边患问题，（噶尔丹叛乱）以祭祀形式寄托边疆安定的政治诉求；康熙四十二年《皇帝遣内阁侍读学士加六级卢起隆致祭于北岳恒山之神碑》，次年恰逢康熙皇帝五十，祈愿内容为国家安定、民生安乐、国祚永昌；康熙五十二年《皇帝遣太常寺卿加五级李敏启致祭于北岳恒山之神碑》，恰逢康熙皇帝六十岁，祈愿主旨与四十二年祭碑一致；康熙五十八年《皇帝遣国子监祭酒李周望致祭于北岳恒山之神碑》，与顺治帝第二任皇后（孝惠仁憲端懿純德順天翼聖章皇后，孝庄文皇后侄孙女）神主升附太庙的礼制，与康熙二十七年遣王国昌祭祀北岳时为孝庄祈求灵魂安宁的相同目的。雍正元年《皇帝遣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伊特海致祭于北岳恒山之神碑》，其核心目的还是祈求自己统治的长久安定，人们安居乐业。
此次读书会通过对多篇碑文的逐句解析与背景拓展，让成员们系统了解了清代北岳祭祀的不同场景与核心诉求，不仅丰富了相关历史知识储备，更提升了史料解读与信息提取能力。
期待下一次读书活动！
（文/2404 王亚婷）
春秋读书会左传组举办2025年下半年第十次读书活动
2025年12月6日9:0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左传组在谢耀亭老师的带领下于晋学研究所开展了2025年下半年第十次读书活动。
本次读书会聚焦《左传》中礼制象征与晋国早期历史的关联性解读，围绕“五色比象”“车马旌旗之制”以及“晋国命名政治”等主题展开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
在礼制象征部分，同学们首先研读了“五色比象”的记载。针对注疏中杜预“比象天地四方”之说与刘文淇《旧注疏证》的辨析，大家结合《周礼·保章氏》“以五云之物”的记载，探讨了五色（青、黄、赤、白、黑）作为“正色”在服饰绘章中的具体运用及其政治象征意义。随后，通过对“锡、鸾、和、铃”等车马饰物的形制考辨，同学们参照毛公鼎铭文“朱旂二铃”、安阳出土铃器以及马衡《中国金石学概要》中的论述，理解了这些器物在“昭其声”中的礼仪功能。此外，“三辰旗”（日、月、星）作为“昭其明”的视觉标识，引发了关于先秦旌旗制度与权力象征之间关系的延伸讨论。
在历史叙事部分，大家重点分析了《左传》对晋国早期历史的记载。从“晋穆侯以条之役命名太子曰仇，以千亩之战命名少子曰成师”这一事件出发，同学们结合师服“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的论述，探讨了命名行为背后蕴含的政治伦理与秩序观念。师服所言“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进一步引导大家思考先秦国家建构中“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的层级结构及其稳定性逻辑。此外，文本中“曲沃代翼”的纪年方式（如“惠之二十四年”“会于沙随之岁”等）也成为讨论焦点，体现了《左传》灵活多元的时间叙事特点。
本次读书活动圆满结束，期待下一次读书活动的举行！
（文/2404 剌宇馨）
春秋读书会佛教史组举办2025年下半年第十次读书活动
2025年12月6日19:3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佛教史组在杨学勇老师的带领下于线上开展了2025年下半年第十次读书活动。
在本次读书会中，杨学勇老师带领大家继续阅读《续高僧传》卷二十六与卷二十七，此次研读涉及多位高僧的传记，如释道仙、释慧峰、释慧岩、释法安、释慧侃、释转明、释贾逸、释法顺、释道英、释叉德、释智则、释痛达、释僧安、香阇梨、益州多宝寺猷禅师、释卫元嵩等一众高僧。
会议初，杨学勇老师为大家朗读《续高僧传》。首先，在讲到隋蜀部灌口山竹林寺释道仙传二十三时，杨学勇老师讲到，高僧释道仙本为“康居国人”，即中亚人，书中记载他“行贾达于梓州新城郡牛头山”，此处为“梁、周之际”中亚与中原地区物质交流的书面史实材料，可作为中国古代史研究参考资料；同时，高僧释道仙出家方式较为特别，他已经成家，但最后“便辞妻子”“投灌口山竹林寺而出家焉。”之后，杨老师还为大家讲解了其它佛教史有关知识，如陈摄山栖霞寺释慧峰传二十四中，“偏弘十诵”中“十诵”即为《十诵律》，又称《萨婆多部十诵律》；又如在隋蒋州大归善寺释慧侃传二十七中，提到了“解脱首楞严”；还有唐蒲州普济寺释道英传三十一中，高僧释道英“常依华严发愿供僧”中“华严”即为《华严经》。随后，同样在传三十一中，杨老师提到佛家“与俗争地”材料较为不常见。
最后，杨学勇老师向大家收集问题，同学们就历史学专业知识、佛教史知识等方面提问，杨老师耐心回答，形成了一次良好的师生互动。
本次佛教史组读书会圆满结束，期待下一次读书会的开展！
（文/2403 杨倪宾）
春秋读书会国史大纲组举办2025年下半年第八次读书活动
2025年12月7日10:0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国史大纲组在张焕君老师的带领下于腾讯会议开展了2025年下半年第八次读书活动。
本次读书会，张老师带领同学们阅读了《国史大纲》第七章第一节秦汉帝系及年历和第二节国家民族之抟成的内容。
读书会伊始，张老师点明本节内容研读框架，秦汉大一统是中国历史进程的关键转折——历经战国二百四、五十年的纷争，秦始皇二十六年灭六国，开创“大规模的统一政府”，配套形成了完备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与官僚体系；汉高祖刘邦立国后，打破贵族垄断，建立“代表平民的统一政府”；汉武帝时期，通过制度革新与思想整合，进一步发展为“代表平民社会、文治思想的统一政府”。这一“大一统——代表平民——文治思想”的三重演进，不仅是政权形式的迭代，更是国家形态、民族认同与治理理念的全方位进步，其过程与钱穆先生认为国家民族之抟成的“中国版图之确立、中国民族之抟成、中国政治制度之创建、中国学术思想之奠定”四大要素协同发展。
老师引导同学们阅读时强调解读秦汉历史的首要前提是区分客观事实与主观观点，这是也理解本节钱穆先生论述的关键。举例秦朝的制度创新与施政举措包括在政治制度上，废除封建制，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分天下为三十六郡，设立三公九卿制，强化皇权专制与中央集权；在文化经济上，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在疆域与思想管控上，蒙恬反击匈奴后修筑长城，南拓至南海并设桂林、象郡等郡；三十四年颁布焚书令，三十五年发生坑儒案，试图统一思想认知，都有充足史料佐证，属于不可动摇的客观事实。而基于同一事实，不同立场的解读者会形成迥异观点，比如反集权者认为秦制过度强调集权，压抑个人自由，是对社会活力的压制；国家主义者则主张秦制使国家管理严密高效，助力秦国国力快速提升，为统一奠定基础；举例在《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中有“百代都行秦政法”，以咏史政论的形式肯定秦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即属于偏向后者的主观观点。在具体讲述秦汉帝系及年历时，老师梳理秦汉政权的核心演进脉络，重点凸显制度与治理模式的传承创新。秦朝虽仅十五年，却以郡县制、官僚制打破贵族政治，实现“疆域—制度—文化”的初步整合。其统治基础是官僚政治，官吏多来自军功地主与法家人物，血缘世袭被军功授爵取代，为大一统奠定核心框架。高祖刘邦建立“平民政府”，核心成员多来自平民阶层，推行“郡国并行制”兼顾稳定与集权；文帝、景帝通过“文治之治”稳固民生，平定七国之乱强化中央集权；武帝时期通过酎金夺爵、推恩令等手段瓦解军功集团，官吏来源转向察举制并兼有“独尊儒术”思想文化政策，推动完成“文治政府”的转型，完善大一统治理体系。
钱穆先生将秦汉时期国家民族的抟成归纳为四大核心要素，四大核心要素并行发展演进并伴随历史时期小的反弹，推动中国国家民族的抟成。第一要素中国版图之确立，认为中国版图的基本定型始于秦而非西周，核心差异在制度设计上，西周实行分封制，诸侯国自治权极大，中央对地方控制松散，华夏与蛮夷杂居，疆域未形成真正统一；秦朝推行郡县制，中央直接任命官吏，政令直达基层，疆域四至清晰，东至东海，西涉流沙，北抵长城一带，南达南海，秦始皇时又设南海、桂林、象郡。老师以“胡焕庸线”为古今对照，该线北起黑龙江黑河、南至云南腾冲，线以东43%的国土集中94%的人口，与秦代核心统治区域高度重合，印证了秦代版图确立对后世发展的重大意义。即便秦亡后出现项羽再次分封等短期动荡，汉朝初年大一统版图仍迅速稳定，此后历代王朝均在此基础上拓展。老师以犹太民族为参照，犹太民族虽有强烈文化宗教认同，却因长期缺乏固定领土与统一政府，直至1948年以色列建国才形成现代国家；而华夏民族在秦汉时期便完成“领土—民族—政府”的三位一体整合，为民族存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第二要素是中国民族之抟成，春秋时期“华夷杂居”的格局，经战国至秦汉逐步改变，民族融合进程逐步扩大和加快，战国时期，秦、赵、燕三国竞务拓边：秦开九原、陇西、北地诸郡，驱逐犬戎、义渠；赵灭中山国，开雁门、代、云中诸郡；燕开渔阳、右北平、上谷、辽西、辽东诸郡，驱赶山戎；韩、魏灭伊、洛诸戎，楚破南阳九夷，秦吞并巴蜀后整合西南蛮族，吴越地区通过参与中原争霸逐步华夏化。蛮夷或迁徙远遁，或放弃游牧、转为定居农耕，融入华夏文明。秦统一后，共同的疆域、统一的制度与文化，使原本优先认同原先所居国家的七国人民，逐步形成统一的华夏民族认同；汉朝建立后，长时期稳定的共同的语言文字、生活习俗与价值观念，让“汉人”身份和民族认同感不断强化。第三要素是中国政治制度之创建，钱穆先生指出，秦汉最核心的制度变革是“封建制破弃，郡县制成立”，平民、贵族两阶级对立由此消灭。春秋至战国，郡县制逐步推行，封建制日趋瓦解；秦统一后，郡县制成为定制，官员由皇帝任命，无封地、不世袭，形成职业化官僚体系。汉初虽有“郡国并行”的过渡，但其趋势不可逆，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诸侯“惟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武帝推行“推恩令”使封国越分越小，同时设立刺史监察地方，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东汉时列侯多“未与国邑，仅佩印受廪”，封建制名存实亡；魏晋南北朝时期，曹魏封王列侯食邑微薄，西晋大封同姓诸侯王却只是“法同郡县，无成国之制”，东晋及南朝宋齐梁陈宗室诸王多为都督刺史，其权力核心也仅限于地方行政职权，北朝少数民族政权汉化后根据国情也都全面推行郡县制；隋唐时期，唐太宗欲推行功臣世袭刺史制，遭长孙无忌等大臣谏阻，指出其“违时易务，曲树私恩，有紊圣代之纲”，最终废止。终唐一代的封王列侯仅为虚名，无国邑、不世袭，郡县制进一步完善；之后的宋朝封爵仅为荣誉象征，元代创立行省制本质是郡县制延伸，明初虽一度尝试“封建与郡县相杂”，但靖难之役后诸王权力被彻底削弱，“分封而不锡土，列侯而不临民”，清代承袭明代制度，封建制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从秦朝到清朝，地方行政层级虽有调整，但最基层的县一级稳定性极强，这一稳定性的源头正是秦汉时期的制度创建。第四要素是中国学术思想之奠定，钱穆先生认为中国学术思想的核心奠定于先秦，秦汉时期逐步整合为大一统政府的思想基础，核心包括三大观念：一是大同观，以人类全体福利为目标，追求天下太平，超越国家界限，钱穆先生认为其是“超越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的理想境界”，秦汉大一统政府在时人心中正是“超国界之天下”。二是平等观，反对贵族世袭，倡导以才德划分君子与小人，孔子的孝悌、忠恕论，墨子的兼爱论，惠施的万物一体论，庄周德齐物论，许行、陈仲的并耕论、不侍人论、孟子之性善论、荀子之礼论等思想，皆含有深层的平等之观念，为平民参与国家治理提供支撑。三是现实观，注重人生修养教训和社会处世规律。先秦诸子学说中儒家重道德教化与德治实践，道家倡顺应自然与无为而治，法家强法治规范与效率提升，墨家尚兼爱互利与实践精神，这些思想均强调顺应事物本质规律、立足现实务实治国。这种务实倾向与秦汉政府的施政理念高度呼应，无论是秦汉共同主张的“重农抑商”，强化农业生产与社会稳定，还是汉初推行“与民休息”“轻徭薄赋”政策，都是先秦学术思想的现实政策转化，使学术思想服务于国家治理与民生发展。老师还补李泽厚在《哲学纲要》中的观点，认为中国人以"度"为核心思维，追求"掌握分寸，恰到好处"，但这种实用主义往往忽视了对纯粹理论的探索。认为实用理性最大的缺陷在于太轻视逻辑的可能性，太贬低无用的抽象思维。这种思维方式虽然有助于解决现实问题，但严重制约了理论创新和长远发展。
本节最后讲到秦国的起源发展和在中原国家视角下的华夷身份转化。秦国发源于东方，为帝颛顼苗裔，嬴姓部族多分布于东方，与江、黄、徐等华夏诸侯国同出一源。西迁后，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获诸侯爵位，逐步融入华夏体系，在春秋时期，秦与晋世为婚姻，“秦晋之好”成为华夏诸侯通婚典范，秦穆公任用百里傒、蹇叔等东方贤才，“东平晋乱，西霸戎翟”，周天子赐金鼓贺其霸西戎，认可其华夏身份；但在战国时期，秦国因商鞅变法实力大增，东扩引发山东六国敌视，加之变法后减少与山东六国往来，注重内循环，遂被刻意斥为“夷狄”，是地缘政治冲突的标签化攻击，实际上秦国在文化、制度上早已深度融入华夏。以春秋时期与秦国同为边缘国家的楚国作为对照，楚国先祖为颛顼后裔祝融氏，本属华夏体系，但因早期活动于南方荆楚地区，文化习俗与中原存在差异，春秋初期被中原诸侯视为蛮夷，楚人也曾自称“我蛮夷也”。直到楚庄王时期，楚国国力鼎盛，“饮马黄河，问鼎中原”，主动吸纳中原文化，其“止戈为武”的理念、恢复陈国社稷的举措，符合儒家“存亡继绝”的价值标准，才逐步被中原诸侯认可为华夏成员。总之春秋时期的华夷观是以文化为核心，遵循“用夏变夷”的弹性标准，接受华夏礼制、文化、治理模式者，无论地域远近、血缘亲疏，均可被纳入华夏体系；反之，即便源于华夏，若成为政治威胁，也可能被斥为夷狄，秦楚案例即可作为典型。
老师最后总结从先秦一直到秦汉时期逐步确立的“大一统”“代表平民”“文治思想”政府的三重特质，这种以文化为核心的民族认同、以郡县制为基础的政治制度、以多元思想为支撑的治理理念，深刻影响了后世中国的发展进程，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版图、民族、制度、思想四大要素逐步整合、循序渐进的结果，最终形成中国人的普遍共识，为中国历史两千余年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同学们受益匪浅。
期待下一次读书会的开展！
（文/2401 李奕飞）
春秋读书会清史史料组举办2025年下半年第六次读书活动
2025年12月7日上午10:0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清史史料组在鲁靖康老师的带领下于南区行政楼110室成功举办2025年下半年第六次读书活动。
本次活动围绕《奏请将太平县知县一缺改为冲繁难三项相兼要缺折》《参翁同书片》《备陈民间疾苦疏》三份史料展开，通过学生解读与老师补充相结合的方式，深入挖掘清代政治、社会与民生等多方面的历史细节。
研讨会伊始，胥启航同学详细解读了《奏请将太平县知县一缺改为冲繁难三项相兼要缺折》。该折件记录了乾隆年间山西巡抚提出的太平县知县缺分调整的请求。胥启航指出，折中提到的汾水改道、驿站恢复等地理变迁，直接影响了太平县的交通与战略地位，使其从原本的简缺变为冲繁难三项相兼的要缺。这一调整不仅体现了清代地方行政的灵活性，也反映了政府对地理环境变化的敏锐洞察。
鲁老师对胥启航的解读给予了肯定，并进一步补充了清代地方行政制度中“冲、繁、疲、难”四字的具体含义及其在官员选拔与任用中的重要性，其中简缺与中缺的地区官员调任由中央吏部决定，而要缺与最要缺地区的官员调任则需地方督府抚的意见，这一官员选拔的定制深刻体现了对中央与地方人事权平衡的智慧。
随后，王家玮同学带来了《参翁同书片》的讲解。首先对该史料标题中的人物翁同书的生平进行分享，随后提出该史料被称为“清代第一奏折”。为什么该史料能够被评为“清代第一奏折”呢？带着该问题王家玮同学进行了具体解读。这则史料详细揭露了同治年间，前任安徽巡抚翁同书在定远、寿州失守及处理苗沛霖叛乱中的严重失职行为。在对奏折内容解读完毕之后，王家玮同学回答了开头提出的问题，指出奏折是由曾国藩上书、李鸿章代笔而成，上书参奏弹劾的人物也是当时门第鼎盛的翁家人，再加之整篇奏折语言运用精妙老道，所以被称为“清代第一奏折”，之后又补充了该事件的结果与实质。鲁老师对王家玮的解读表示赞同，进一步肯定了该奏折语言之巧妙。
最后，卢佳怡学生解读了《备陈民间疾苦疏》。这则疏件详细陈述了咸丰年间民间面临的三大疾苦：银价高昂导致钱粮难纳、盗贼横行威胁良民安全、冤狱众多压抑民气。通过史料中的具体案例，深刻揭示了当时社会的矛盾与问题，指出当时清政府处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当中。
鲁老师在卢佳怡同学分析完毕后进一步探讨了清代政府在应对民生疾苦方面的得失。他指出，疏件中提到的银价问题、盗贼问题与冤狱问题，都是清代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鲁老师认为，虽然清代政府在某些方面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但由于种种原因，如官僚体系的腐败、地方治理的无力等，这些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
本次清史史料研讨会通过三则珍贵史料的解读与讨论，不仅加深了我们对清代政治、社会与民生的认识与理解，更激发了我们对历史研究的热情与兴趣。三位学生的精彩讲解与鲁老师补充相得益彰，我们期待未来能有更多这样的学术活动，为我们揭开更多历史的秘密与真相。
（文/2302 任梓煊）
春秋读书会明史组举办2025年下半年第五次读书活动
2025年12月7日18:3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明史组在张祥明老师的带领下于南区5103教室开展了2025年下半年第五次读书活动。
在此次读书会上，张祥明老师带我们阅读了《玉堂丛语》这本书。在讲解过程中，老师为我们讲解了豪爽这一卷的相关知识，对于我们了解明代的历史有很大的帮助。
吉水解缙学士，天资极为聪颖，写文章大多不起草稿，顷刻间写下数千字也毫不费力，一时才华名望盛极。当时江西有拱希范，吴地有王璲（字汝玉），此地还有匡偁（字孟阳），他们曾对希范说：“解学士名扬天下，我们四人足以支撑东南文坛的半壁江山。”有见识的人都认为这话说得很对。
高启，字奉迪，吴郡人。少年丧父，勤奋求学，擅长诗文，喜好谋略权变，每逢议论时事，常使满座叹服。元末张士诚在平江设立府署时，四方文士纷纷投奔。唯有高启依附岳父周仲达，隐居在吴淞江畔的青丘，以吟咏诗歌自得其乐。当时饶介、丁仲容以文才自傲，目中无人，但见到高启的诗作后大为震惊，尊他为上宾，而高启却坦然自若，并不以为意。
明朝洪武初年，参与纂修《元史》，被授予翰林院编修之职。一日傍晚，太祖朱元璋亲临宫阙门楼召见高启，对他十分赏识，提拔为户部右侍郎。高启推辞不就，最终仍获准辞官，太祖还赏赐内库金银，并给予仆从供其遣用。高启身高七尺，兼具文武才能，博览群书，作文喜好雄辩博引，纵横开阖，文采粲然，尤其擅长作诗，与按察使杨基、翰林待制张羽、布政使徐贲并称为“吴中四杰”，四人皆有文集流传于世。
期待下一次读书活动！
（文/2304 赵景元）
春秋读书会人类文明史小组举办2025年下半年第十次读书活动
2025年12月7日19:0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人类文明史小组在王宝龙老师带领下于毓秀书房开展了2025年下半年第十次活动。本次活动中王老师主要为大家讲解了《全球通史》第24和25章。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第24章中，聚焦俄国在亚洲扩张的地理环境与基础、扩张进程与动力，同时阐述了扩张对俄国造成的历史影响：疆界推进塑造了俄国民族性格与制度，强化了中央集权。扩张使俄国成为横跨欧亚的帝国，但内部整合不足，民族矛盾与地域差异持续存在。与西欧海外殖民不同，俄国陆上扩张形成“大陆帝国”模式，深刻影响其地缘战略。作者强调，俄国扩张是地理条件、经济动力（皮毛、土地）与军事征服互动的结果，其进程凸显了环境对文明发展的制约，以及欧亚大陆农耕与游牧文明的冲突与融合。
第25章主要论述了1500年至1763年间，由欧洲扩张所开启的“全球统一性”进程。本章是对此前欧洲伊比利亚、荷法英扩张阶段以及俄国陆上扩张的总结，旨在从整体上描绘全球初步联系在一起的图景。推动此轮全球整合的根本动力在于欧洲的持续海外扩张。斯塔夫里阿诺斯分析了欧洲能成为“意外赢家”的原因：一方面，自10世纪维京入侵结束到地理大发现，欧洲文明在五六百年间未再遭受毁灭性游牧入侵，获得了生产力与技术持续发展的稳定期；相比之下，13至14世纪亚洲主要文明则连续受到突厥、蒙古等势力的冲击，发展进程被打断。另一方面，欧洲土地相对贫瘠，加之其面临大西洋的便利地理位置和顺向洋流，共同驱使并支撑了其面向海洋的扩张。
欧洲的扩张带来了人种的重组与动植物物种的全球扩散，以及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的初步确立。斯塔夫里阿诺斯在评价这些变化时，体现了其全球史观：他既肯定全球联系建立、文明交流加深的积极意义，也试图客观评估殖民主义与奴隶贸易的负面影响，例如指出奴隶贸易对非洲特定区域的巨大伤害，同时认为从宏观人口角度看其对整个非洲大陆的影响可能有限。这种试图平衡宏观结构分析与微观道德关怀的视角，构成了本章叙述的显著特点，也反映了全球史观在实践中的复杂性。
本学期活动到此结束，期待来年再会！
（文/2307 段佳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