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读书会山西历史文化探寻小组举办2025年下半年第九次读书活动
2025年11月28日18:0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山西历史文化探寻小组在刘宝峰老师的带领下于毓秀书房开展了2025年下半年第九次读书活动。
本次读书会，小组成员在刘宝峰老师的带领下读了《三晋石刻大全（浑源卷）》中关于北岳信仰的碑文数篇。
《北岳恒山庙记》现存恒山崇灵门外东侧，碑文文辞华丽，文学价值较高。2013年普查所漏碑文时发现，碑文与志书上抄录的大相径庭，故而将碑文收录此卷。刘老师向大家强调，历史考据工作的意义，就在于每一次对原始材料的发现和校勘，都是向历史真相靠近一步。
《重修恒山十王庙记》现存于白虚观，主要记录了“十王”信仰中“阎罗王”的概括、信仰情况和朝廷派人重修的事迹。刘老师向大家延伸讲授了“十王”信仰，“十王”通常指十殿阎王，也叫十殿冥王、十殿阎君，是中国传说中冥府里裁断亡者罪业的十位判官总称。他们分别是秦广王、楚江王、宋帝王、五官王、阎罗王、卞城王、泰山王、都市王、平等王、转轮王，各自掌管不同地狱，负责审判亡者不同罪责并处置。
《重修白龙祠记》现存恒阴白龙王堂。刘老师告诉大家，白龙王信仰是民间信仰的一种，恒山还存有佛教、道教信仰，这体现了恒山多元信仰的共生与交融。
期待下一次读书活动！
（文/2404 赵夕涵）
春秋读书会佛教史组举办2025年下半年第九次读书活动
2025年11月28日19:3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佛教史组在杨学勇老师的带领下于线上开展了2025年下半年第九次读书活动。
在本次读书会中，杨学勇老师带领大家继续阅读《续高僧传》卷二十六，此次研读涉及多位高僧的传记，如释僧林、释慧简、释僧朗、释僧意、释僧照、释道丰、释圆通、释慧宝、释僧云、释僧运、释慧瑱、释洪献、释慧云、释僧朗等一众高僧。
会议初，杨学勇老师为大家朗读《续高僧传》。随后，在讲到魏泰山朗公谷山寺释僧意传十二时，杨老师为我们普及了僧人讲经的知识，一般是由两位僧人共同配合进行讲经。之后，从周上党元开府寺释慧瑱传十九中，杨老师为我们分析，高僧释慧瑱为上党人，即今天的山西长治人，与山西相关。同时在本传中，书中“建德六年国灭三宝”，高僧释慧瑱“抱持经像，隐于深山”，反映了北周灭佛的历史事件，也同时体现出其对当时僧人产生的影响。在本次的学习中，同学们收获了佛将相关的历史知识，同时从史料回顾了中国古代史的专业知识。
最后，杨学勇老师向大家收集问题，同学们就历史学专业知识、佛教史知识等方面提问，杨老师耐心回答，形成了一次良好的师生互动。
本次佛经故事组读书会圆满结束，期待下一次读书会的开展！
（文/2403 杨倪宾）
春秋读书会左传组举办2025年上半年第九次读书活动
2025年11月29日9:0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左传组在谢耀亭老师的带领下于晋学研究所开展了2025年下半年第九次读书活动。
本次读书内容聚焦《左传·桓公二年》的经传文本及其注疏。同学们首先对经文中“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取郜大鼎于宋”“杞侯来朝”等条目进行了逐字逐句的解读，并结合杨伯峻先生的注释，探讨了春秋时期弑君事件的政治背景、器物流动与礼制象征，以及诸侯称谓变化的制度内涵。杨先生指出，“郜大鼎”原为郜国所铸，后为宋所得，其被“纳于大庙”一事被记为“非礼”，体现了《左传》对礼制规范的重视；而“滕子”“杞侯”等称谓的变化，则反映了春秋时期爵称使用的灵活性。
在传文部分，同学们重点讨论了“宋督攻孔氏，杀孔父而取其妻”一事。杨伯峻先生注中详细梳理了宋国十年十一战的背景，指出宋殇公连年征战导致“民不堪命”，华督借此煽动民意、杀害司马孔父，进而弑君立新，反映了春秋初期内部权力斗争与民情舆论的互动。同学们结合《史记》《公羊传》等文献，比较了不同史书对该事件的叙述差异，进一步理解了《左传》在叙事中的立场与笔法。
此外，我们重点讨论了传文中的“哀伯谏纳郜鼎”一事。杨伯峻先生通过详细考释“清庙茅屋”“大路越席”“衮冕黻珽”等礼器与服饰制度，指出哀伯谏言的核心在于“昭德塞违”，即君主应以俭朴明德、以礼制昭示百官。同学们结合《周礼》《礼记》等典籍，深入探讨了春秋时期礼制与政治正当性之间的紧密关联，以及《左传》通过谏言形式传递的治国理念。
通过本次读书活动，同学们不仅对《左传·桓公二年》的复杂史事有了系统把握，也进一步学习了如何通过注疏解读礼制细节与政治隐喻。大家纷纷表示，杨伯峻先生的注释兼具考证之严谨与释义之明晰，为理解春秋时期的礼制实践与政治伦理提供了重要线索，增强了大家继续研读《左传》的信心与兴趣。
本次读书活动圆满结束，期待下一次读书活动的举行！
（文/2404 剌宇馨）
春秋读书会清史史料组举办2025年下半年第五次读书活动
2025年11月30日上午9：3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清史史料组在鲁靖康老师的带领下于南区行政楼110室成功举办2025年下半年第五次读书活动。
本次活动围绕《道光朝外洋通商案林则徐片》《奏为恭报地方瑞雪情形》《纪荒警世碑》三份史料展开，活动形式为同学们解读前两份史料内容，由鲁老师解读最后一份史料，再针对大家分析中的不足进行补充，并对史料内涵进行更进一步的挖掘。
活动伊始，王鑫同学对《道光朝外洋通商案林则徐片》先进行了讲解。他先说明清朝的对外政策变化分四个阶段：海禁阶段（1644-1683）、有限开放阶段（1683-1756）、闭关锁国阶段（1757-1840）、被迫开放阶段（1840年之后）。然后解释了“片”的含义，即奏折文书的副件，清制臣工用奏折奏事，一折只准奏一事，如欲再陈其他事宜，可用另纸陈明，附于折内，称“夹片”或“附片”。在奏折内容上解释了洋行（即十三行，清专门管理对外贸易的机构）、员弁（低级文武官员）、营弁（旧时称中下级武官）、将弁（武官通称）等；最后总结奏折一方面突出清闭关锁国政策执行的严密，另一方面也突出了中英的矛盾。王鑫同学讲解结束之后，鲁老师补充了护抚（即护理巡抚，护即低级兼高级职务）的含义和清朝绿营编制（绿营分标、协、营、汛四级，其中标又分为督标、抚标、提标、镇标等），鲁老师还说清朝实行愚民政策以维护其专制统治，在面对西方入侵时，清政府仍对内实行愚民政策，维护其统治。
接下来，刘欣妍同学对《奏为恭报地方瑞雪情形》进行分析。她翻译并解释了奏折内容，认为这份奏折的核心内容是官员于乾隆四十七年十月十五日向皇上禀报地方降雪情况，称多地在特定日期降下厚度适宜的瑞雪，认为这是来年丰收的好兆头，以此宽慰圣心并祈求皇上鉴阅。同时她也说明了这份奏折可能具有局限性，官员为了功绩报喜不报忧。最后她分析出从这份奏折上报的时间可以体现出清代奏折制度效率比较高，三级上报体系是比较完备的。分析结束后，鲁老师补充，清朝的官员是要定期奏报地方降水情况与粮食价格的，这类型的史料对我们研究历史地理气候变化和古代经济史有很大的帮助。
随后，鲁老师对《纪荒警世碑》和《荒年志碑》进行分析。鲁老师首先说明《纪荒警世碑》现存于今晋城高平市，是当时人们经历饥荒（丁戊奇荒）之后写下来用以昭示后人的。然后老师分析了这份碑刻的主要内容：光绪元年至四年，先有流寇、旱灾，后遭雨雪灾害致五谷绝收，继而引发瘟疫，出现人相食、卖妻鬻女、饿殍遍野的惨状，还记载了当时粮价飞涨、器物贬值的情况。接着鲁老师解析《荒年志碑》的主要内容，这份碑刻存于河南安阳内黄县，记录了崇祯十二年至顺治元年的灾荒，涉及旱、蝗、红风等灾害，同样有粮食歉收、民不聊生、人相食的现象，也提及战乱、瘟疫导致粮价提高，地价贬值等信息。
最后，鲁老师对本次读书会的内容进行了总结，肯定了两位同学对史料的理解与分析能力。鲁老师强调，我们分析历史要站在不同的立场，要辩证地看待历史事件，树立唯物史观。
本次读书活动圆满结束，期待下一次读书活动的举行！
（文/2302 魏文庆）
春秋读书会国史大纲组举办2025年下半年第七次读书活动
2025年11月30日10:0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国史大纲组在张焕君老师的带领下于腾讯会议开展了2025年下半年第七次读书活动。
本次读书会，张老师带领同学们阅读了《国史大纲》第六章第五节贵族养贤和第六节平民学者间之反动思想的内容。
读书会伊始，张老师点明核心研读框架：战国时期的核心变革是“贵族势力下降，士阶层崛起”。士作为受过最底层的贵族与受过教育的平民，从传统集体中脱离后，面临生存与价值实现的双重命题，由此催生社会养贤之风与当时学派多元学术路径。研读本节需紧扣“士的身份转型—养贤的层级演变—思想的反动转向”主线，理解钱穆先生所言“学术思想之转变是贵族衰落与平民学者高涨的写照”。
老师首先阐释士阶层的核心特质——作为贵族的底层与受过教育的平民，他们脱离了传统宗法依附，以知识、技能为立身之本，形成独立的社会群体。这一群体内部呈现多元分化：既有苏秦、张仪般追求高官厚禄的现实功利派，也有孟子、荀子般著书立说的学术派，他们是站在当时“社会金字塔顶层”的人物，有着属于自己深刻且难以改变的发展道路。而绝大多数底层的士人则向着他们所以为的“大人物”前进，同时面临生存与价值的双重困惑。老师强调，士阶层的崛起本质是社会结构变动的产物。春秋时期“学在官府”的格局被打破，私学兴起使平民获得教育机会，孔子“有教无类”的主张进一步扩大了士的群体规模。到战国时期，士不再局限于传统礼制框架，而是通过游说、任官、讲学等方式寻找出路，其核心诉求从“依附贵族求生存”转向“通过个人能力实现社会地位与人生价值”，这种转变直接推动了社会养贤之风的盛行。
随着士阶层势力上升，养贤之风从国君层面逐步延伸至公子层面，形成“国君养贤为霸、公子养贤为势”的格局。钱穆先生指出，这一现象既是贵族阶级对士阶层的认可，本质也是其奢侈之举，最终加速了自身衰落。国君养贤始于魏文侯、鲁穆公，在齐威、宣王时期达到鼎盛，核心诉求是通过吸纳贤才实现富国强兵、确立霸权。魏文侯作为战国初期首位推行养贤的国君，以“尊贤重教”为核心策略。他礼聘孔子弟子子夏于西河讲学，亲拜为师，使子夏成为首位“帝王师”，吸引李悝、吴起、西门豹等贤才齐聚魏国。政治上，他采纳李悝“食有劳而禄有功”的主张，打破世卿世禄制；经济上推行“尽地力之教”与平籴法；军事上任用吴起创建魏武卒，夺取秦国河西之地，使魏国成为战国首强。其养贤并非形式，而是将贤才的策略直接转化为治国实践，为后世国君养贤树立典范。鲁穆公则以“礼贤下士”的诚意著称。他隆重礼拜子思，多次请教治国之道，即便馈赠食物也顾及子思感受，避免“以犬马畜之”；他容许墨子在鲁授徒传道，设立“博士”职位优待儒生，废除世卿世禄制，使鲁国形成“礼贤纳才”的风气。虽鲁国国力有限，但鲁穆公的养贤之举为鲁国赢得了相对安定的发展局面。齐威、宣王时期的稷下学宫，成为国君养贤的巅峰象征。齐威王扩建稷下学宫，实行“不治而议论”的政策，给予学者学术自由与优厚待遇；齐宣王进一步扩大规模，将邹衍、淳于髡、田骈等七十六人赐列第为上大夫，使稷下学者达数千人之多。稷下学宫汇聚儒、道、法、名、墨等诸子百家，围绕礼法、王霸等议题展开辩论，既为齐国提供了治国智囊，更推动了“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齐宣王对士的尊重尤为突出：面对王斗“王前”的直言劝谏，他亲自到门口迎接并认错；面对颜斶“士贵耳，王者不贵”的抗辩，他坦然折服，愿以弟子相待，尽显尊士诚意。此外，秦昭襄王跪见范雎、燕昭王筑黄金台师事郭隗，亦是国君养贤的经典案例。秦昭襄王为求治国之策，五跪范雎，最终采纳“远交近攻”战略，为秦国统一奠定基础；燕昭王以“千金买骨”的诚意招揽贤才，使乐毅、邹衍等纷纷来归，最终实现破齐复仇的大业。这些实践印证了钱穆先生所言“国君下士是战国初期霸业崛起的关键”。
公子养贤以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为代表，核心诉求是通过聚集士人巩固自身权势，形成政治影响力。老师结合史料详细分析四公子养贤的差异与局限，印证钱穆先生“四公子养贤伪滥居多，真士难进”的判断。平原君赵胜是四公子中“得贤最多”者。其门下汇聚赵奢、虞卿、公孙龙等真才实学之士：赵奢曾为田部吏，因执法严明被平原君举荐，后成为赵国名将，在阏与之战大破秦军；虞卿善谋略，力主联齐抗秦，在邯郸之围中发挥关键作用；公孙龙为名家代表，以“白马非马”论闻名，虽侧重逻辑思辨，却也为平原君提供外交辩论支撑。平原君养贤的核心优势是“识人善用”，能打破身份界限吸纳人才，其“毛遂自荐”的典故，正是其养贤机制的生动体现。信陵君魏无忌次之，其门下虽有侯嬴、朱亥、毛公、薛公等贤士，但多为市井底层出身。侯嬴为夷门守门吏，献上“窃符救赵”之策；朱亥为屠夫，以铁锥击杀晋鄙助信陵君夺取兵权；毛公隐于博徒，薛公隐于卖浆家，二人以道义力劝信陵君归国救魏。这些贤士虽有奇谋勇力，却缺乏顶层战略谋划之才，难以支撑长远霸业。孟尝君田文开公子养贤之风最早，但其门下多为“鸡鸣狗盗之雄”。他广纳宾客，不分贤愚贵贱，甚至收容逃亡罪犯，虽有冯煖为其“营造三窟”保全封地，却缺乏能安邦定国的顶尖人才。老师认为，像孟尝君一类的养贤是流于形式的，其目的是“借士之名彰显权势”，以至于诸侯“闻孟尝君而不知齐王”，最终引发齐王猜忌，被迫流亡他国。春申君黄歇的养贤则最为空泛，所谓“珠履三千”多为追求奢华的无用之徒。其门下虽有荀况等学者，却未形成实际治国成效，反而因李园之乱导致身死族灭。其养贤仅为“装点门面”，既无明确的人才选拔标准，也未将士人的智慧转化为政治实践，是四公子养贤中最具形式主义色彩的典型。老师补充对比汉武帝时期卫青与淮南王刘安的案例：卫青拒绝养门客，认为“养士易引发君主猜忌，臣子应专注奉法遵职”，最终得以善终；淮南王刘安模仿吕不韦广招门客，意图谋反，最终被迫自杀。这一对比印证了钱穆先生书中所言——养贤之风仅适用于战国诸侯割据的格局，当专制皇权强化后，“利出一孔”成为常态，养士因可能威胁皇权而被禁止。
随着游仕泛滥、空谈成风，战国晚期出现反游仕、反文学的思想潮流。钱穆先生将其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孔、墨时期批评贵族，孟子、许行时期关注士之出处，直到老子、荀子、韩非时期聚焦“政治界如何对付学术界”，核心是解决思想统治问题，为秦汉大一统政府铺垫。老子的思想直指战国游仕泛滥、社会失序的乱象，核心是“反尚智、反好动、反游仕食客”。他认为“智慧出，有大伪”，反对统治者推崇智谋导致的欺诈盛行；主张“小国寡民”，批判各国频繁征战、游仕奔走的动荡局面；针对游仕横行的现状，直言“朝甚除，田甚芜”，讽刺统治者沉迷权术而忽视农桑。老子提出“在上者无为而治，在下者归耕农田”的主张，与秦国“奖励耕战、抑制工商游仕”的政策存在隐性契合。其思想本质是对游仕乱象的消极反抗，虽未直接服务于集权政治，却为后世“愚民政策”提供了思想源头，其学说是对游仕高张气焰的首次反击”相呼应。老师在这里还提到了关于老子所处时代的问题，在《先秦诸子系年》中，钱穆先生认为老子其人与《老子》其书应分开考察，主张《老子》成书于战国中晚期，其依据是书中描述的社会景象，如“使民重死而不远徙”“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等不符合春秋时期，而是战国晚期游士食客之风盛行后的产物。认为《老子》思想中虽主张“不尚贤”，但理想统治者却归于“圣人”，这正是战国中晚期尚贤思想浓厚的反映，从而断定其书为战国中晚期作品。还有作补充的是，1993年郭店战国中期楚墓出土的《老子》竹简，为《老子》成书于战国中期提供了实证，修正了钱穆“战国晚期”的具体结论，但其研究方法和提出的疑问至今具学术价值。
荀子主张以礼治重建社会秩序，其“礼”与孔、孟不同，更强调强制性与制度性，核心是“去世袭之贵族而以才智为等级”，为秦汉“外儒内法”的统治模式奠定基础。荀子将人分为四等：大儒可任天子、三公，能“法先王”；小儒可任诸侯、大夫，能“法后王”；众人为工农商贾，安职则留；奸人才行反时，杀无赦。这一划分打破了宗法血缘界限，以才智为核心标准，体现了平民学者崛起后的社会重构诉求。他强调“以圣王为师，以王制为是非之封界”，主张定学术于一尊，反对游仕的空谈无实，其思想既吸收了儒家的伦理框架，又融入了法家的集权逻辑。作为补充，荀子的学生韩非、李斯将其思想进一步发展为法治理论，荀子本人也曾入秦考察，对秦昭襄王治理下的吏治民风给予高度评价，认为秦国“百吏肃然、士大夫明通而公”，体现了其思想与集权政治的契合性。
韩非作为荀子弟子，继承性恶论，提出更激进的法治思想，是“偏狭的国家主义者”，坚守贵族阶级统治的私利，主张通过“利、名、威”三术治国，彻底反对文学言谈之士。韩非的核心思想包括：一是强调上下利害冲突，认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利益天然对立，需以法律强制规范；二是提倡反恩主义，反对儒家基于孝悌的恩情伦理，主张臣子用才智换取爵位，君主以赏罚控制臣子；三是将游仕、儒者、游侠等列为“五蠹”，主张“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欲驱民于耕战，强化国家战争机器。老师结合《诡使》《六反》《五蠹》等篇章详解其思想：韩非认为战国晚期的游仕“言不用而自文以为辩”，儒生“称先王之道以疑当世之法”，游侠“以武犯禁”，均危害国家稳定；主张通过严刑峻法与单一的耕战通道，使民众“力尽而不望恩”，实现国家富强。其思想与秦国的二十等爵制高度契合——平民仅能通过耕战获得低等爵位，十等以上爵位专属贵族，形成“平民可晋升但不可跨越阶级”的格局，既利用了平民的积极性，又维护了贵族的核心利益。书中还补充到韩非与屈原类似，均带有强烈的贵族阶级烙印——韩非为韩之诸公子，屈原出身楚之大族，二人皆专志于一国一宗，与其他周游列国的游仕不同。韩非所代表的集成式法家思想虽偏激，却精准契合了秦国集权统治的需求，成为秦律的理论基础，标志着战国学术从“自由争鸣”转向“服务集权”。
老师总结到老子、荀子、韩非三家立论虽异，但核心诉求一致——裁抑战国晚期游仕高张的气焰，为即将到来的大一统政权提供思想工具。这一思想转向的本质，是贵族阶级逐步堕落、平民学者逐步高涨的历史写照：当游仕群体脱离实际、空谈成风，当大一统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学术必须从“批判贵族”“关注自身”转向“服务政治”，为集权政府提供治理方案。三家思想共同为秦汉统一政府开辟了道路：老子的“无为”为统治者提供了柔性治理补充，荀子的“礼治”构建了儒法结合的制度框架，韩非的“法治”奠定了集权统治的法律基础。钱穆先生的论述深刻揭示了这一规律——学术思想始终与社会结构同频共振，战国晚期的思想反动，正是为之后帝国时代做好了理论准备。
本次读书会紧扣钱穆先生对战国时期“士阶层崛起”“养贤之风演变”“学术思想转向”的论述，结合史料细节与老师的系统讲解，从士阶层的身份特质切入，依次解读国君养贤、公子养贤的实践与局限，再到战国晚期反游仕、反文学的思想潮流，层层递进地呈现战国社会结构与学术思想的联动变革，探寻大一统趋势下的历史逻辑。最后老师也提醒同学们要结合“知识转化为智慧”的阅读理念，从经典记载中反思历史与人性。同学们受益匪浅。
期待下一次读书会的开展！
（文/2401 李奕飞）
春秋读书会HGIS & DH兴趣小组举办2025年下半年第五次学习交流活动
2025年11月30日下午3：0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HGIS & DH兴趣小组在王大宾老师的指导下于南区5105教室开展了2025年下半年第五次学习交流活动。
第一部分——关于AI。王老师对豆包、Kim、Ollama、ChatGPT、Grok、Gemini以及DeepSeek等前沿大语言模型的利弊、逻辑模式进行了简单分析，并特别强调，在学习与工作中，我们应当以开放的心态适度借助AI系统的强大辅助能力，同时也指出，我们绝不能过度依赖，应该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能力。其中王老师重点强调了IMA知识库，IMA知识库是腾讯推出的AI驱动知识管理工具，它支持多格式文件上传、智能检索、文档解读、AI写作及多端同步，提供个人与共享知识库，对于文档性资料的整理和学习十分有帮助。
第二部分——地图的配准。地图配准有四种方法：第一种，通过地图本身的信息，如谭图，谭图前面的说明一般会标明已选用的地理坐标系，然后直接配准；第二种，找到原图，找他本身的经纬度，左下角一般有特殊标识（投影类型、条带号等）；第三种，有特殊形状的可以添加底图，找出特殊点，将底图与原图中的特殊点相对应进行配准；第四种，找特殊点，查出特殊点坐标，直接输入点的坐标，直接对应。其中最常见的是第三种，具体来说：首先，必须新建图层，建立适合的地理坐标系，设置好单位、相对路径名、默认地理数据库等，并为图层命名；然后找出与要配准图片相近的底图，标出底图中的重要信息，找出几个特殊点。放入需配准的图片，并在工具条中调出地理配准工具条，关掉自动校正。在配准图中找出特殊点，添加控制点，点在底图的对应地方，需三个及以上点，配准图即会根据点的位置而大致调整、进行配准。大部分情况配准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地图信息，配准后在线条清晰的情况下可以选择“自动矢量化”，但有时自己手动描线更方便，最后可以把地理信息做到excel表中，进行显示分析。
在王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我们对ArcGIS的基础有了更扎实的认识。
本次学习活动圆满结束，期待下一次活动的举行！
（文/2306 杨晶晶）
春秋读书会山西通史组举办2025年下半年第十次读书活动
2025年11月30日18：0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山西通史组在李子君老师的指导下，以线上形式开展2025年下半年第十次读书活动。本次活动聚焦明清时期山西忻州地区的历史名人、晋商发展及古建筑等内容展开深度交流。
赵宸韵、赵慧蓉同学领读明清时期山西忻州历史名人的相关内容：出身微寒的帝师——连玉，曾教建文帝朱允炆，靖难之变后归隐，后获朝廷追念。孙传庭，代州武将，明末兵部尚书，战死沙场，被称为“明朝第一悲剧人物”。傅山，在思想、文学、书画、戏剧、医学等领域的成就，以及与忻州的渊源。李老师讲解傅山作为太原人，与“头脑”美食的历史，在山西博物院、督军府、晋祠等地可以看到傅山书法作品、题词等。此外，重点讲述了秀容书院的创建背景、建筑布局与历史作用。康熙、乾隆皇帝多次巡幸五台山的相关史实，在菩萨顶可看到康熙御笔“灵峰胜境”四个大字。
武佳敏同学领读走西口、晋商的崛起与水泉堡互市以及代州城建筑遗产三个方面介绍经济发展，走西口作为中国近代三大移民潮之一的背景、起因，特别是忻州人作为走西口的先驱和主力，在内蒙古、陕西、甘肃、新疆等地的迁徙、开发与影响，包括推动口外经济发展、促成新城镇形成等。水泉堡互市表明了偏关水泉堡互市是山西最早的互市口岸之一，。“开中制”推动晋商崛起，隆庆议和后蒙汉贸易繁荣。
本次读书活动围绕明清时期忻州历史文化展开全面交流，进一步丰富了大家对山西区域历史的认知，活动圆满落幕，静待下次相聚。
（文/2406 魏子鑫）
春秋读书会东亚组举办2025年下半年第七次读书活动
2025年11月30日下午18:3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东亚组在郭小鹏老师的带领下于南区3204教室开展了2025年下半年第七次读书活动。
本次读书会中，大家阅读了《东京百年史》第三章《双重生活》部分的内容，主要围绕“明治维新与文明开化”的相关内容展开。带着对日本近代转型的好奇，大家一起梳理了书中记录的社会变革细节，在文字里触摸到了东西方文化碰撞下，东京乃至整个日本在生活方式、风俗、文化等各个层面的蜕变与回响。
在明治维新推动的“文明开化”进程中，日本社会渐渐呈现出一种独特的“东西合璧”双重生活状态。江户时代延续多年的旧俗悄然改变，西洋文化的影响渗进了日常的衣食住行：西洋理发店比西服店更早走进人们的生活；牛肉锅、猪肉、马肉和乳制品被当作“文明开化”的象征端上餐桌；连车辆靠左行驶、横版书从左往右读的习惯，也都是引入西方制度后慢慢形成的，只是最初的门牌号管理制度还带着几分混乱。不同群体对这些变化的接受度也有明显差异：男性比女性更快接受洋装，军队和警察是最早穿上洋服的群体，上层阶级也比下层阶级更早拥抱这些西洋事物。鹿鸣馆是上层人物欧化生活的舞台，曾试图通过一场场西式舞会吸引外国关注，以此推动不平等条约的修改，1884年的慈善义卖会甚至连续三天卖出一万张入场券。然而，围绕它的批评从未停止。1889年它被卖给华族俱乐部，慢慢淹没在时代里，却依然成为了明治时代精神的缩影，吸引了芥川龙之介和三岛由纪夫等作家的目光。
在交流的过程中，大家的讨论慢慢聚焦到了这场变革里的矛盾与遗产上。同学们注意到了“身份认同的困惑”，就像书中提到的“既穿鞋子又睡地板”的生活方式，这种割裂感不仅停留在日常，更落在每个人的心里——作家长谷川时雨的母亲因为染黑牙的传统被废止而一度不知道该如何打理自己的形象，邻居的不适让她最终调整了发型样式来适应新环境，这样的细节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社会转型里个体的迷茫，旧的习惯被打破，新的规则还在摸索，每个人都在试着找到自己的位置。关于“文明开化的遗产”，书中提到，如今很多看似“日本传统”的风俗，比如人群里高喊“万岁”、神道教式的婚礼、街头巷尾的警察岗亭，其实都起源于明治时期，这些当时带着“西化”印记的变革，慢慢沉淀成了现代日本社会的一部分。
通过这次阅读分享，同学们对明治维新的“文明开化”有了更立体的理解：并非简单的“西化”，而是传统与现代的调和。它给日本社会带来了生活方式的便利与新鲜，让人们接触到了从未见过的事物；但同时，它也引发了传统失落的阵痛，旧俗的消失让很多人感到无所适从。这场变革就像书中说的那样，“带来混乱和困惑，但同时也带来了刺激和惊叹”，它让日本快速融入了世界，也让“双重生活”成为了社会的独特印记，那些碰撞里产生的矛盾与融合，最终都沉淀成了现代日本的文化底色，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
本次读书会圆满结束，期待下次活动的开展！
（文/2403 崔宇瑾）
春秋读书会人类文明史小组举办2025年下半年第九次读书活动
2025年11月30日19:0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人类文明史小组在王宝龙老师带领下于毓秀书房开展了2025年下半年第九次活动。本次活动中王老师主要为大家讲解了《全球通史》的第22章和23章。
第22章聚焦1500—1600年西班牙与葡萄牙的全球扩张，剖析其短暂辉煌与迅速衰落的深层逻辑。16世纪，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成为欧洲海外扩张的先锋，其扩张动机主要在于经济层面的强烈推动，而扩张过程呈现双重路径：葡萄牙达·伽马于1498年绕好望角抵达印度卡利卡特，建立贸易据点并垄断东方香料路线；西班牙则因哥伦布“美丽的错误”（误将美洲认作亚洲）意外发现新大陆，随后通过征服阿兹特克等帝国攫取巨额金银财富。两国在教皇仲裁下瓜分世界，葡萄牙主导东方，西班牙掌控美洲，形成早期殖民体系。伊比利亚国家虽凭借殖民掠夺积累财富，却因制度僵化与战略失误陷入困境。具体表现为：卷入欧洲宗教战争消耗国力；经济依赖西北欧导致财富外流；金银输入引发通货膨胀；贵族轻视工商业，将资本投入奢侈品而非产业升级。最终，荷兰、英国等新兴国家凭借资本主义经济与技术创新，在17世纪取代伊比利亚的霸权地位。斯塔夫里阿诺斯借此警示：文明繁荣若固守传统、拒绝变革，终将沦为“黄金漏斗”，而边缘地区的适应性可能催生新一轮崛起。
在第23章中，作者以全球史观剖析了1600—1763年西北欧国家取代伊比利亚国家主导全球扩张的进程，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经济基础、制度优势与战略差异的对比，阐释荷兰、法国、英国三国的兴衰轨迹及英国最终胜出的必然性。首先，作者指出西北欧崛起的经济基础源于中世纪后期欧洲经济重心北移与大西洋贸易航线的开辟，加之物价、工资与地租差异催生的资本主义萌芽，为荷、法、英提供了扩张动力。三国凭借重视商业利益的社会结构和阶级流动性，积极投入海外冒险，而伊比利亚国家的衰落则因其经济依赖西北欧、陷入宗教战争及忽视产业升级所致。斯塔夫里阿诺斯通过这一阶段的扩张史，揭示了“阻滞的领先”规律：伊比利亚与荷兰的衰落源于路径依赖与变革惰性，而英国的适应性制度与技术应用则成为全球霸权更迭的关键，同时为工业革命奠定基础，推动西方优势地位的巩固。
期待下次读书活动！
（文/2307 段佳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