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读书会山西历史文化探寻小组举办2025年下半年第八次读书活动
2025年11月21日18:0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山西历史文化探寻小组在刘宝峰老师的带领下于学院楼一层毓秀书房开展了2025年下半年第八次读书活动。
刘宝峰老师带领小组成员们研读了《三晋石刻大全：大同市浑源县卷》中《北岳庙昭感碑记》《恒山庙烛会碑》《祈雨碑记》《五方德道行雨龙王神位碑》《迎神词送神词碑》《五岳真形图碑》六篇碑文。
解读《北岳庙昭感碑记》时，刘老师以该篇碑文为引，提醒同学们找寻资料时，切勿因题目看似与主题无关就忽视不读，随后，刘老师带领组员们通读了全篇碑文，通过逐句解析，讲解了古人祈雨通达上天的过程，并总结出北岳信仰的功能。讲解《五岳真形图》时，刘老师详细介绍了五岳的地理位置、历史封号及司职（每岳对应特定的“主掌事务”）。讲解《迎神词送神词碑》时，刘老师带大家具体了解碑文含义，总结了迎神词和送神词的格式规范。通过讲解《恒山庙烛会碑》和《五方德道行雨龙王神位碑》拓展了民间祭祀中，五方龙王是祈雨、求丰收的核心对象，同时也被赋予镇宅、开运等民俗功能。以及烛会和献戏两种对神灵酬谢方式。
通过这六篇碑文的学习，组员们不仅扩展了有关北岳信仰的知识边界，也在观点表达、思维碰撞中锻炼了自身思维能力与提取信息的能力。
期待下一次读书活动！
（文/2404 白羽鸥）
春秋读书会左传组举办2025年下半年第八次读书活动
2025年11月22日9:0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左传组在谢耀亭老师的带领下于晋学研究所开展了2025年下半年第八次读书活动。
活动伊始，同学们对“滕侯、薛侯争长”一事展开细致分析。结合杨伯峻注，大家注意到滕、薛两国虽同为小邦，却因“周礼排序”与“先封之辩”相持不下，最终由鲁隐公以“周之宗盟，异姓为后”为由裁决滕居薛上。周原定有先后之序，而春秋以来，大国以实力定先后，小国亦效之。这一事件不仅反映了春秋时期礼制的崩坏，也折射出小国在霸权格局中的困境。
随后，读书会重点讨论了“郑伯伐许”的激烈战事。同学们通过解读“颍考叔取蝥弧先登”与“子都自下射之”等细节，深入剖析《左传》在刻画人物性格与记述战争过程时的文学笔法。公孙阏（子都）与颍考叔之争，暗含郑国内部矛盾，而郑庄公战后佯为不知子都所为，而令军士诅咒射颍考叔之人，故“君子谓郑庄公‘失政刑矣’”。
在“周桓王取郑邬、刘、蔿、邘之田，而与郑人苏忿生之田”一事中，同学们结合杜预注与杨伯峻考辨，指出周王以虚易实的行为，实为周室衰微而强卿崛起亦有周室之失故的典型表现。
“息师伐郑”虽仅寥寥数笔，却引发了关于小国外交与军事冒险的热烈讨论。息国以“不度德，不量力，不亲亲，不征辞，不察有罪”之姿犯郑，终致败绩，可见其败宜乎。
最后，大家聚焦于“公子翬弑隐公”这一震撼事件。通过梳理羽父（公子翬）请杀桓公而隐公弗许、反遭其害的过程，同学们深刻体会到了所谓不着褒贬而善恶自见之义，而杨伯峻的注释，进一步揭示了鲁国早期君权斗争与宗法伦理之间的深刻张力。
本次读书活动在文本细读与义理推求中圆满结束。同学们不仅对《左传·隐公十一年》所载史实有了系统把握，更在杨伯峻先生精审的注释引导下，逐步领会《左传》融史学、经学与文学于一炉的叙事魅力。历史帷幕缓缓拉开，春秋笔法的精妙之处，正待我们继续追寻。
期待下一次读书活动！
（文/2402 刘紫祥）
春秋读书会山西通史组举办2025年下半年第九次读书活动
2025年11月22日19：0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山西通史组在李子君老师的带领下于线上开展了2025年下半年第九次读书活动。本次读书会主要围绕隋唐五代至明代山西忻州相关的军事防御、佛教相关事件展开。
曹钰梅同学首先介绍了隋唐五代时期的相关内容：隋文帝为抵御突厥修筑隋长城；隋炀帝三次巡幸山西并营建汾阳宫，该宫于唐武德二年被刘武周兵败烧毁，现仅存遗址。李渊灭隋建唐后，突厥多次南下侵扰，名将薛仁贵仕途起伏，被贬后获重新启用征讨突厥，凭威名逼退敌军并取得云州大捷，李老师指出相关传说虽有夸大，但印证了其武将威望。此外，“中华第一关”雁门关于武则天时期正式设关。芦芽山作为中国唯一毗卢佛道场，民间有“先有芦芽，后有五台”之说，兼具自然风光与佛教文化。李老师补充，李渊起家于山西，熟悉复杂地形、了解突厥作战规律，是唐军取胜的重要因素，对战争进行分析需兼顾政治经济、将领经验等多重角度。
随后，刘小婷同学分享明代忻州军事内容：明代构建了以外三关（雁门关、宁武关、偏头关）与内长城为核心的防御体系，明长城修筑规模浩大，形成九边重镇。明代雁门关移址新建，防御体系较完善；偏头关被誉为“晋北之锁钥，三晋之屏藩”，长城类型多样包括石砌、砖包、土夯、山险及罕见的河险长城；宁武关明成化年间正式设关，为外三关中路，战略地位重要。崇祯十六年，李自成率义军东渡黄河攻占山西多地，在宁武关与明朝将领周遇吉展开惨烈鏖战，最终周遇吉战死。
在这一部分李老师除了重点讲述了长城的修建长度、范围以及时间性，还主要提到偏头关是中原与北方少数民族交战的最前沿。提醒同学们要重点了解这段忻州历史中重要的长城和外三关的内容。
本次读书会圆满结束，期待下次读书会的开展！
（文/2406 边欣玥）
春秋读书会佛教史组举办2025年下半年第八次读书活动
2025年11月22日19:3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佛教史组在杨学勇老师的带领下于线上开展了2025年下半年第八次读书活动。
在本次读书会中，杨学勇老师带领大家继续阅读《续高僧传》卷二十五与卷二十六，此次研读涉及多位高僧的传记，如释道会、释智勤、释慈藏、勒那漫提、释超达、释慧达、释明琛、释僧融、释法力、释植相等一众高僧。
会议初，杨学勇老师为大家朗读《续高僧传》。随后，杨老师从书本出发，解读每位高僧传记的同时，为大家普及相关知识。在高僧释慈藏的传记中，面对做官的邀请，释慈藏说：“吾宁持戒一日而死，不愿一生破戒而生。”他对自己信仰坚守，令同学们为之动容。同时，杨老师还为大家简述了白骨观的佛教相关知识，主要分析了释慈藏传中所提“藏经一部”应为《大藏经》，依照所处唐朝贞观年间，判断其为写本大藏经。除以上内容，依照书中材料，杨老师还向大家普及了“一准唐仪”“并同华夏”唐朝与新罗的在佛学方面的交往历史、“魏氏之王天下也，每疑沙门为贼”的北魏初对佛教态度、“璐州”作为山西历史上的称呼等等中国古代特别是唐代历史相关知识。
最后，杨学勇老师向大家收集问题，同学们就历史学专业知识、佛教史知识等方面提问，杨老师耐心回答，形成了一次良好的师生互动。
本次读书会圆满结束，期待下一次读书会的开展！
（文/2403 杨倪宾）
春秋读书会国史大纲组举办2025年下半年第六次读书活动
2025年11月23日10:0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国史大纲组在张焕君老师的带领下于腾讯会议开展了2025年下半年第六次读书活动。
本次读书会，张老师带领同学们阅读了《国史大纲》第六章第三节学术路向之转变和第四节士气高涨的内容。
读书会伊始，张老师点明思考框架，研读本节需紧扣钱穆先生关于“诸子百家与贵族的关系”“学派立身之道”的论述核心，同时提到葛兆光关于“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理念作为补充——葛兆光主张将思想史从“精英经典”拉回平民日常，关注那些“常识化、制度化”的底层观念，这种“不在场的影响在场”的视角，恰好能解释学术转向的底层动力，脱离贵族依附的学者，其思想逐渐融入普通人的衣食日用，形成新的社会思潮。老师引导同学们深入思考学术路向转变“原先是什么？转向哪里？以及为何转向？”，其必然性与合理性需从社会结构变革的深层逻辑中探寻。
老师首先讲到学术转向的初始状态，孔子去世后，贵族阶级“堕落崩解”，季孙氏擅权、魏文侯篡国，这些违背礼制的势力成为儒家不得不面对的生存依托。此时的儒家并未延续孔子“积极入世”的精神，转而采取“消极应对”的姿态，以曾子、子夏、子思为典型代表。曾子居费地时，受季孙氏“尊养”，虽有“敝衣以耕”“辞齐相、楚令尹之聘”的清节，却依赖贵族提供的资源维持生计与学术传承；子夏则前往魏国西河讲学，被魏文侯尊为“师傅”，教授李悝、吴起、段干木、田子方等弟子，传授《诗》《书》《礼》《乐》等经典，创立“章句”之学成为经学鼻祖，却始终以“不合作”态度回避直接参政。子思晚年为鲁穆公师，穆公礼遇有加，多次馈赠食物，子思却不悦其以“犬马畜伋”，拒受鼎肉，坚持独立人格，虽获君主尊重却未投身具体政务。为维护学术尊严，儒家逐渐形成“自高位置、傲不为礼”的“变態士礼”。段干木恪守“不为臣不见诸侯”古训，魏文侯月夜登门延请时，他逾垣避之，文侯敬其贤，每过其门必“扶轼致敬”；田子方性情耿直，魏太子击道旁致敬时，他“驱车而过，傲然不顾”，直言“贫贱者骄人耳，富贵者安敢骄人”——国君骄人则失国，大夫骄人则失家，而士贫贱者“言不用，行不合，则纳履而去耳”。这种“傲态”本质是贵族势力衰退后的生存策略，与孔子“克己复礼”“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精神“绝异”，子夏、曾子、田子方、段干木、子思均循此道，以讲学授徒维持学术传承，却回避直接参与政治事务。
在儒家消极自守的同时，一支分支从儒家思想中分化而出，转向积极的政治社会实践，最终形成法家。老师指出，法家的核心用意是“重新建立贵族阶级上下秩序”，本质仍是儒家精神的延伸，只是避开了“尊王”的最高一层。子夏的弟子李悝、吴起，及后起的商鞅，虽脱离了儒家礼乐教化的表层形式，却继承了儒家“重建社会秩序”的核心诉求，并将其转化为具体的富国强兵策略。李悝在魏国推行“尽地力之教”，计算“百里之地可耕田六万顷，勤耕与惰耕年产量相差一百八十万石”，鼓励农民精耕细作；推行“平籴法”，丰收年按等级平价收粮，荒年平价售出，稳定小农经济；编纂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成文法典《法经》，贯彻“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原则，成为后世法典基础。吴起早年师从曾申学儒，母丧未归被逐后弃儒从兵，入魏后创建“魏武卒”，士兵需负全甲、携兵器与三日粮，一日行百里方可入选，合格者免赋税、授田宅，使魏军战斗力大幅提升；入楚后任令尹推行变法，“废公族疏远者”“裁汰冗官”“明法审令”，使楚国“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一度饮马黄河。老师补充讲解“具臣与大臣”不同内涵。冉有、李克之徒属于“具臣”——能履职尽责处理具体事务，以实际事功换取地位，却未必能坚守更高道义原则，但有明确底线“弑父与君，亦不从也”；而“大臣”则需“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用正道辅佐君主，若君主违背道义便选择辞职。这种区分恰好解释了儒家向法家转型的边界：李悝、吴起、商鞅等法家学者作为“具臣”，专注于制度建设与事功达成，虽脱离了儒家的礼乐形式，却未突破“不助篡逆”的底线。如李悝辅佐魏文侯变法，虽魏文侯为“篡国者”，但其变法旨在重建社会秩序，而非助纣为虐；商鞅入秦，以“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为依据，推行废井田、设县制、奖耕战等改革，本质是通过制度革新实现富国强兵，延续了儒家“济世安民”的潜在诉求。
老师接着聚焦变法实践，举例吴起变法和商鞅变法，分析变法成效差异的问题，深入分析“为何商鞅变法更彻底、成效更显著”。老师先梳理了两次变法的共性，二者均以“打击贵族特权、强化君主集权、富国强兵”为核心，措施高度相似。吴起在楚国变法，制定法律“明法审令”，通过“倚车辕”确立法治权威；废除三代以上封君的爵禄，将疏远公族迁徙至边疆荒地；裁汰冗官、削减俸禄，禁止私门请托；改“两版垣”为四版筑城法，加强军队训练。商鞅在秦国两次变法：第一次变法建立什伍连坐制、废除世卿世禄制、设立二十等军功爵制、奖励耕织、严惩私斗；第二次变法废除井田制、推行县制、统一度量衡、焚诗书明法令、强制分户析居，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全方位重构社会秩序。而商鞅变法更有成效则有三大关键因素，一是因为秦国独特的社会环境，秦国地处偏僻，文化教育落后，公共知识分子数量少，对变法的批评质疑声弱；商业不发达，无齐国、三晋那样的跨国大商人，可实现经济内部循环，减少外部干扰；交通闭塞，利于推行“耕战立国”的封闭政策，使变法措施能深入基层，避免外部势力干预。二是极端化的管控与经济政策：商鞅推行“愚民、贫民、弱民”策略，通过连坐法——“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将家庭、邻里绑定为监督单元，甚至“夫妻交友不能相为弃恶盖非”；构建“囚徒经济”体系，民众需通过耕作和服役获取口粮，甚至当兵的口粮也需家庭偿还，处于半饥半饱状态，无法追求享乐，只能依赖国家、服从统治；推行重农抑商政策，限制商业活动，鼓励开垦荒地，对新开垦的土地给予赋税优惠，保障农业生产和国家粮食供应。这些措施虽不人性，却极大提升了国家动员能力和国力。三是国君支持的稳定性与贵族阻力的差异，秦孝公对商鞅的支持贯穿始终，“与商鞅语数日不厌”，全力推动变法实施，即便太子犯法，也严惩其师傅公子虔、公孙贾以维护变法权威；而楚国旧贵族势力根深蒂固，“皆甚苦之”，吴起仅得到楚悼王短期支持，悼王去世后，旧贵族发动兵变，吴起被乱箭射杀于王尸旁，变法措施多被废止。秦国贵族虽强烈反对，甘龙、杜挚主张“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公子虔、公孙贾因反对变法遭重刑，但秦孝公在世时始终能压制阻力，使变法得以持续推进。老师补充到，商鞅变法虽成效显著，却存在严重问题，严刑峻法导致社会高压，连坐制、轻罪重罚使民众长期处于恐惧之中；重农抑商抑制了经济多样性，导致经济结构单一；轻视教化、焚烧诗书造成文化与道德缺失，贾谊在《新书·时变》中批判，秦国因变法“弃伦理”“并心于进取”，导致家庭关系崩坏，“富家儿子成年即分家，穷家儿子则去入赘；父子、母子间因借用农具而互相抱怨辱骂；儿媳当着公公的面叉腿哺乳，婆媳不和则怒目对视”。同时，根据历史与考古资料，有秦国人因变法逃离秦国，一部分是利益受损的老秦贵族，更多是不习惯严苛秦法的原先六国百姓，秦国占领土地后强制推行连坐制、家庭内部监督等政策，引发广泛抵触。
老师进一步延伸，结合谌旭彬《秦制两千年》的论述，解读商鞅变法奠定的“秦制”本质，及其与周制的根本对立，分析秦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在政治结构上，分封制是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在封国内享有自主权；宗法制以血缘为纽带，嫡长子继承制构建等级秩序；权力分散，秦制郡县制则是全国划分为郡县，官员由中央直接任命，垂直管理；皇权专制，皇帝拥有至高无上权力，实行官僚政治，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在经济基础上，井田制推行土地国有，方里而井，中间为公田，周边为私田；工商食官要求手工业者与商人由官府统一管理，秦制则推行土地私有，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与买卖；重农抑商，推行小农经济，抑制商业发展；且统一管理：统一度量衡、货币。在文化治理上，礼乐制度通过音乐、舞蹈规范社会行为；思想呈现多元化，包容不同学派；通过道德约束，以“以德配天”制约统治者，秦制则法家主导，推行“以法为教”，只允许法家思想传播；文化一统，焚书坑儒，禁止民间私学；皇权至上，皇帝既是政治领袖也是文化权威。
秦制也有其深刻的历史遗留问题。一是中央集权与地方治理矛盾，过度集权导致地方治理僵化、应变能力不足，后世王朝通过“郡国并行”“道州县三级制”等方式反复调整。二是严刑峻法与社会矛盾激化，秦律重刑主义的遗产被继承，汉代推行“外儒内法”，将儒家教化与法家手段结合，缓解秦式法治的刚性缺陷。三是继承制度与权力交接风险，秦始皇未明确继承人导致沙丘之变，汉代以后逐步确立嫡长子继承制，完善权力交接制度。四是经济汲取与社会基础脆弱性，秦制依赖重税与徭役的模式易导致经济崩溃，后世王朝需在集权与民生之间艰难平衡。五是文化整合与认同张力，强制文化统一的暴力方式压制文化多样性，后世需通过兼容儒释道等方式调和矛盾。六是周期性崩溃风险，秦制高效但脆弱，改朝换代时常引发人口减半的浩劫，成为两千年帝制的循环难题。老师解释汉朝及后世王朝实行“外儒内法”，本质是对秦制缺陷的修正：儒家伦理提供道德规范和意识形态合法性，如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三纲五常”伦理规范法制化；法家制度则保障中央集权和治理效率，如汉代承袭秦律，强化中央集权与法律执行。汉宣帝明确提出“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标志着儒法结合的统治术成为官方政策，既能避免儒家的柔弱，也能避免法家的严酷，形成互补稳定的统治模式。
随着官僚政治兴起，游仕阶层“势力与地位渐渐提高”，但其“拼命苦干精神却渐渐消沉”。老师梳理游仕从“事功型”到“术数型”再到“纵横型”的腐化轨迹。第一阶段是以吴起、商鞅为代表的“事功型”游仕，这一阶段的游仕以富国强兵为己任，积极投身变法实践，不惜牺牲个人利益。吴起历仕鲁、魏、楚三国，始终以军事和变法为核心，在魏国创建“魏武卒”，在楚国推行改革，最终死于旧贵族兵变；商鞅辅佐秦孝公变法，虽使秦国富强，却因触动贵族利益，在秦孝公死后被车裂处死。他们是游仕的积极形态，以实际事功换取地位，坚守“富国强兵”的核心诉求。第二阶段是以申不害为代表的“术数型”游仕，申不害开启游仕腐化的先河，他相韩时，主张君主“藏于无事”“示天下无为”，以术数驾驭群臣，自己却“以术数窥君私，为迎合”。其“术治”思想强调君主独掌生杀大权，依官员实际表现予以赏罚任免，要求官吏严守职权、不得越职言事，虽能强化君主集权，却缺乏实质的富国强兵策略。申不害相韩近二十年，“国治兵强，无侵韩者”，但“并无赫赫之功”，标志着游仕从“苦干”向“谋禄”的转变。第三阶段是以公孙衍、张仪为代表的“纵横型”游仕，这一阶段的游仕彻底抛弃国家立场，“各结党羽，各树外援”，通过合纵连横谋取私利。公孙衍作为合纵策略的首倡者，发起“五国相王”，组织五国合纵伐秦，却因各国离心而失败；张仪以连横之策为秦效力，以“商於六百里地”离间齐楚联盟，“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被孟子批判为“妾妇之道”——缺乏独立人格与原则，仅以迎合君主、谋取禄位为目标。他们“无忠诚之国家”，在列国之间结党营私，维持游仕群体的利益，甚至“压倒列国君权”，成为战国纵横局势的核心推手，实则是游仕腐化的极致。钱穆先生还论述此时期可作为特例的墨家，墨家本主张“兼爱”“非攻”，与政治绝缘，却因“事势所限”不得不接近权力中心。墨子常保送弟子到各国政府任职，而各国君相贵族未必真懂墨家理论，仅因墨家“善守御”，擅长制作守御机械，故而得以任用，“非攻”理念遂转化为“为人守御”的实用技能。最典型如墨家钜子孟胜，受楚阳城君委托守卫封地，因未得符信无法阻止楚国收回封地，最终率约180名弟子殉义，虽彰显诚信，却已与“兼爱”原始理论相去已远，钱穆先生认为其实际上违背了兼爱的道路。
进入战国中期，游仕“得势”后，学术重心从“对贵族发言”转向“关注自身出处和生活问题”。老师详细解读平民学者五大派别，展现其生存方式与价值追求的多元性。一是劳作派，是墨家苦行的极致并兼有无政府倾向以许行、陈仲为代表，属“墨家苦行教之嫡系”。许行率门徒自楚至滕，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反对君主“厉民而以自养”，提出“市贾不二”——“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要求消除商业投机，实现平等交换；陈仲为齐国贵族后裔，不满贵族腐化，“离母避兄”，隐居於陵以编草鞋、耕种为生，主张“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拒绝楚国相位之聘，坚守自食其力的原则。此派暗含“无政府”倾向，是平民学者追求劳动独立与平等的极致表现。二是不仕派，是贵族卵翼下的游谈寄生者，以田骈、淳于髡为代表，“享尽生活却寄生贵族卵翼之下”。田骈为稷下学宫学者，“货养千钟，徒百人”，受齐湣王礼遇，主张“贵齐”“齐万物以为首”，却“不仕而议论”；淳于髡为齐之赘婿，身为稷下元老，以“滑稽多辩”闻名，多次讽谏齐威王、邹忌，却推辞魏惠王卿相之聘，以辩才博取名利。他们“取墨家不仕之论，却弃苦行之实”，依托贵族供养，以口耳之论维持地位，代表回避实践的寄生性学者群体。三是禄仕派，代表纵横捭阖的功利主义，以公孙衍、张仪为代表，是游仕腐化的极致，二人以“纵横捭阖”为手段，公孙衍推动合纵，张仪推行连横，“所在国重，所去国轻”，无忠诚之国家，仅以权谋换取禄位。他们通过外交策略联结各国禄仕群体，形成“不可倒”的势力网络，完全以“保持禄位”为核心，背离富国强兵初心，成为孟子批判“妾妇之道”的主要对象。四是义仕派，坚守着儒家正统的道义，以孟轲为代表，属“正统儒家之脉”。孟子反对许行“君民并耕”，主张“分功分事”，承认“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社会分工；反对田骈、淳于髡的游谈寄生，主张“以道进退”，若“义不可事”，则“以不饿死为限度”；反对公孙衍、张仪的“妾妇之道”，倡导“仁政”，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标准。他“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传食诸侯”，虽“所如不合”，却始终坚守儒家道义。五是退隐派，是道家精神自由的追求者，以庄周为代表，属杨朱“为我”思想的继承者。庄子曾为宋国漆园吏，楚威王聘其为相时，以“宁生而曳尾于涂中”拒之，主张“齐物我、齐是非、齐生死”，从理论上彻底反对政治事业。他不认同劳作派的刻苦苦干，不齿禄仕派的功利谋禄，排斥义仕派的政治理想，仅追求“逍遥游”的精神自由——“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庄子虽“隐沦”，却也有与大国君相交往之时，其友惠施为魏惠王相，二人虽观点对立，却常论辩交流，可见其并非完全隔绝世事，而是以精神独立为核心追求。老师总结到，这五派虽主张各异，但共同标志着平民学者已脱离贵族依附，成为战国学术的主导力量。他们思考和讨论的中心全从自身著眼，不再像孔、墨那样多对贵族发言，既体现了平民学者地位的上升，也反映了战国时期学术思想的多元分化。
本次读书会在老师的引导下，层层深入，充分结合史料细节与学术观点，系统呈现了战国时期学术转型与社会变革的内在关联，老师强调，战国学术路向的转变，本质是社会结构变革的产物——贵族崩溃后，学者群体不得不重新寻找立身之道，而秦制的建立与游仕的腐化，正是这一转型的必然结果。同学们受益匪浅。
期待下一次读书会的开展！
（文/2401 李奕飞）
春秋读书会清史史料组举办2025年下半年第四次读书活动
2025年11月23日上午10：0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清史史料组在鲁靖康老师的带领下，于南区行政楼110室成功举办2025年下半年第四次读书活动。
本次活动围绕《查明江苏现无种卖鸦片各署也无买食之人折》《太宗文皇帝圣训》《奏报晋省乡民谋乱不法折》三份奏折展开，活动形式为主讲同学先解读奏折的具体内容，并提出自己的分析与理解，随后鲁老师针对讲述中存在的不足进行补充，并进一步挖掘奏折背后隐藏的政治生态、制度运行逻辑及历史事件深层动因，以期帮助同学们深化对奏折史料的认知与理解，提升文献解读与历史分析的专业能力。
活动伊始，梁佳静同学率先对《查明江苏现无种卖鸦片各署也无买食之人折》进行分析。她先梳理奏折核心背景，该折由林则徐于道光十三年所奏，核心是遵旨核查江苏鸦片的种植、买卖情况并循例上报。随后，她详细解读内容细节，包括此前江苏已拿获僧广得等贩毒、陈大等吸毒人员并依法惩处，对可疑兵弁进行熬试核查，以及通过严令私种罂粟以军徒论罪且田地入官等举措，实现全省无鸦片种卖、各官署无买食的治理成效。随后，在个人分析环节，她直指奏折存在前后矛盾：一方面承认江苏作为“南北通衢”，鸦片问题“原皆不免”，且已查获多起案件；另一方面却宣称治理后彻底肃清，逻辑难以自洽。同时她提出，清代“按季禀报、年终汇奏”的制度要求，可能促使地方官员为避责或美化政绩，存在较大主观性，极易出现封建官僚体系的形式主义弊端。鲁老师认同这一见解，并结合原文语境与历史背景对“军徒”“把总”“外委”“熬试”“长随”等词含义进行了补充说明，帮助同学们更精准把握奏折的历史细节。
接下来，樊浩田同学对《太宗文皇帝圣训》进行分析。他翻译了奏折内容，重点解读了“睿亲王”“多罗贝勒”“饶余贝勒”等清代爵位术语，明确其等级与身份含义。同时提出，清廷此次派遣多位宗室重臣率军征明，足以证明对明朝的进攻是早有预谋的战略行动。分析结束后，鲁老师指出该记载真实性存疑，清朝入关后为确立统治正统性，曾系统性修改部分史料内容，刻意美化自身战争行为、隐讳负面信息，同时告诫同学们在解读史料时需保持专业敏感度，不可盲目轻信单一官方记载，需通过多重史料互证才能更客观地还原历史。
随后，凌川淇同学对《奏报晋省乡民谋乱不法折》进行分析。该折聚焦山西乡民“拒捕迁徙”事件，提及事件与官府催科相关，乡民行为带有恐慌自保属性，奏者后续实施安抚举措令百姓归耕。她不仅对奏折内容进行了翻译，而且指出这份奏折既呈现了清代基层官民冲突，也反映赋税征收与民情安抚等治理问题。鲁老师随后对原文中涉及的赋税问题进行补充：摊丁入亩并非全国一次性推行，而是逐步落地的措施，并借奏折中出现官僚行为剖析清代基层民众的生存困境，传递出对底层百姓的同情。
最后，鲁老师对本次读书会的内容进行了总结，肯定了三位同学解读奏折的能力。治史当以批判性思维为刃，剖解史料表象下的历史肌理，方能窥见王朝运行的深层逻辑。
本次读书活动圆满结束，期待下一次读书活动的举行！
（文/2201 陈芸）
春秋读书会明史组举办2025年下半年第四次读书活动
2025年11月23日18:3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明史组在张祥明老师的带领下于南区5103教室开展了2025年下半年第四次读书活动。
在此次读书会上，张祥明老师带我们阅读了《玉堂丛语》这本书。在讲解过程中，老师为我们讲解了规讽这一卷的相关知识，对于我们了解明代的历史有很大的帮助。
东江辞官回乡后，就在西园里建了一座"傍秋亭"——这园子本是次子怕庸新盖的宅院，因尚未入住，园中留有不少空地，正好可以安静地种些蔬菜。东江每日待在园中，督促仆人浇水施肥，同时专注撰写一部书稿，文稿上满是涂抹删改的痕迹，字迹细密地填满行间与页面顶端。在他书房里，还见到用药瓢分装各色菜籽，悬挂在房梁间，竟有数十种之多。身为辞官归乡的侍郎，他完全断绝与外界的往来，闭门享受闲适，学着做老菜农，仿佛要这样度过余生。东江这般超逸的气度与高洁品格，实在远超寻常人万千。
何公躕辞官回家后，住的宅院只有几间屋舍，身穿粗布衣，吃着清淡饭食，终日以读书悟道为乐。他极少会见当世的显贵公卿，唯有王浚川、吕溼野等友人到访时，才会屏退随从亲自接待，与他们高雅长谈终日。在担任翰林时，他始终保持着朴素的衣冠打扮，不追求外表修饰，而是将文采与修养内化于心，始终怀着经世济民的志向。虽然曾因与时俗不合遭贬谪，但最终因众望所归获授显职，可他又再次请辞归乡。归隐后紧闭门户谢绝来访，官府按礼仪赠送的财物一概拒不接受，对待利益诱惑，仿佛生怕沾染半分。
这段记载本质上是对中国传统士大夫理想人格的礼赞，在明代后期官场浮躁之风盛行的背景下，这种清贫自守、超脱名利的形象被赋予特殊的典范意义，暗含著作者对当时士风的批判与对古典精神的追慕。
期待下一次读书活动！
（文/2304 赵景元）
春秋读书会东亚组举办2025年下半年第七次读书活动
2025年11月23日下午18:3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东亚组在郭小鹏老师的带领下于南区5105教室成功开展了2025年下半年第七次读书活动。
本次读书会中，大家继续深入阅读了《东京百年史》第二章“文明开化”部分的内容，主要围绕明治维新后日本城市现代化进行了深入探讨，内容包括火灾后的地标性建筑，照明、上下水道、市场、交通等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和文化。
随着建筑和消防技术的改善，江户特产——火灾开始逐年下降。日本的建筑物风格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西式建筑风格影响了灾后重建。在明治早期，文明开化之地的代表为银座的“炼瓦街”，而在明治后期，这一称号则属于日本桥的西部地区。1914年，新的东京中央火车站开始运营，从此丸之内开始取代银座成为新“东京的门户”。除此之外，东京宏伟的建筑包括鹿鸣馆、日本银行、赤坂离宫、帝国剧场、凌云阁（即浅草十二层塔）。然而在江户之子看来，传统建筑的和谐感也随之丧失。
城市的基础设施得到飞速发展，然而组织和管理跟不上，经常会产生混乱。1874年，东京的第一批煤气灯安装在银座，次年，已从银座延伸至浅草和皇宫。然而，1878年中央电信局开业仪式上的电灯仅亮了15分钟便熄灭。1882年大仓组商会在银座成功安装弧光灯，标志着电灯技术的突破。明治晚期，东京有三家电力公司，竞争异常激烈，甚至引发了暴力事件。
在公共卫生方面，明治末期，东京几乎看不到下水道的踪影，大部分排泄物依靠“污秽屋”来处理。中央鱼市位于日本桥旁，散发着腥臭气味，还成为了霍乱病菌的源头。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鱼市迁至筑地，交通变得更为便利。尽管下町严重依赖水井，但传统的贮水池和水渠系统仍在运行。
在交通方面，随着部分街道拓宽和铺装，条件大为改善。山之手和下町的联系更加紧密，金钱而非家世成为划分阶级的标准。下町独立自给的文化逐渐消逝，但“下町氛围”仍存在于木结构房舍和邻里关系之中。
在教育方面，东京的小学教育依靠私立教育，而高等教育领先于全国。东京达到了江户未曾达到的高度。东京作为文化中心，形成了独特的舆论和品位，地方文化逐渐衰落。
总之，东京是日本近代化的试验田，短短几十年内城市发生了巨大变貌。明治维新不仅带来了技术进步，也深刻改变了东京的社会结构和文化面貌，传统与现代的交织构成了这一时期的独特景观。
（文/世界史（研究生） 刘阳）
春秋读书会人类文明史小组举办2025年下半年第八次读书活动
2025年11月23日19:0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人类文明史小组在王宝龙老师的带领下于毓秀书房开展了2025年下半年第八次读书活动。
本次读书活动中，王老师为大家讲解了《全球通史》第20和21章，并回答了大家提出的问题。
在第20章中，斯塔夫里阿诺斯以其标志性的全球史观阐释了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其核心论点是：这两场运动共同构成了西方文化从中世纪向现代转型、并开始向外扩张的内在驱动力。他认为，文艺复兴不仅仅是古典文化的复兴，更是一场深刻的价值观革命，其人文主义精神推动了社会从“神本”向“人本”的转向，肯定现世生活与个人价值，为西方的思想解放和社会活力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宗教改革则从内部瓦解了中世纪统一的天主教会权威，促进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和世俗权力的强化，其带来的冲突与妥协间接催生了宗教宽容的萌芽。这两股力量结合所产生的西方社会独特的“内聚力”与活力，再与航海和军事领域的技术进步相结合，成为了西方此后几个世纪进行全球殖民扩张的根本优势。
在第21章中，作者以全球史观剖析了中世纪后期至近代初期西欧的经济与技术变革如何为欧洲全球扩张奠定基础。其核心逻辑在于：欧洲通过内部经济扩张、技术创新与制度变革的协同作用，形成了独特的“资源-技术-制度”三位一体扩张模式。具体而言，中古晚期农业技术革新和垦荒运动显著提升生产率，推动人口增长与商业网络扩张。国际贸易的深化则源于维京劫掠终止、十字军东征及蒙古帝国建立的和平环境，使欧洲形成外向型经济生态，对香料和奢侈品的依赖驱动商人探索新市场。技术创新是非人力动力革命的核心，水车、风车广泛应用于生产领域，而航海与军事技术的突破赋予欧洲海军压倒性优势，使其在1500—1905年间主宰海洋（作者显然夸大了对马海战的意义）。此外，资本主义的出现彻底重构经济秩序：美洲金银流入引发“价格革命”，瓦解农奴制并形成劳动力市场；金融体系变革及合股公司兴起，推动资本向高风险海外事业集中；行会制度被“外包制”取代，利润最大化取代“公平价格”伦理，标志着以“资本化”剩余价值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制度确立。
期待下一次活动！
（文/2307 段佳秀）
春秋读书会古希腊语组举办2025年下半年第五次读书活动
2025年11月23日19:0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古希腊语组在殷开辉老师的带领下，于南区一号教学楼一层科研室（一）开展活动，本次活动主要围绕古希腊语词源与词汇属性学习以及阿里斯托芬《蛙》文本深度解读为核心，兼具语言基础与文化内涵挖掘。
活动伊始，殷老师从词源学角度切入，为大家揭示古希腊语与现代英语的关联：现代英语中不少单词及词根词缀源自古希腊语，比如“double”（双倍）、“triple”（三倍）等，追溯词源能帮助我们更深入理解词汇逻辑。
随后，殷老师带领大家聚焦古希腊词汇的词性分类，重点讲解阳性、阴性与中性的核心特征：古希腊语中，往往表示逻辑概念的词汇归为阳性，代表行动的词汇则为阴性，这一分类逻辑与古希腊人的认知习惯紧密相关。
活动后半程，成员们继续深入阿里斯托芬喜剧《蛙》的文本学习，重点解析卡戎与狄奥尼索斯即将出发的桥段。针对狄奥尼索斯部分台词重复两遍的设计，殷老师解读道：“这是古希腊戏剧的惯用手法——第一遍台词面向剧中角色对话，第二遍实则是与台下观众互动，增强戏剧的现场感。”同时，他补充说明古希腊语中“；”的特殊用法：“该符号既等同于现代的‘？’表示疑问，也可用于加重语气；而台词中词头、词尾的押韵设计，是为了让演讲更具气势，贴合戏剧表演场景以及演讲需要。”当讲到狄奥尼索斯称自己不会划船是因未参加萨拉米斯海战时，殷老师延伸讲解：“这一表述背后是希腊人的集体记忆塑造——希波战争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对希腊社会影响深远，希腊人将这段历史融入戏剧，既体现了深刻的历史印记，也展现了用调侃方式回望历史的文化心态。”
此次活动将语言知识、戏剧技巧与历史文化深度结合，让成员们收获颇丰，大家期待在后续活动中继续探索古希腊文明的魅力。
（文/24世界史 陈梦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