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读书会山西历史文化探寻小组举办2025年下半年第六次读书活动
2025年11月4日20：3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山西历史文化探寻小组在刘宝峰老师的带领下于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楼阅览室进行了2025年下半年第六次读书活动。本次的阅读书目为《三晋石刻大全（大同市浑源县卷）》中的《北岳神公昭感碑》。
本次读书会聚焦《北岳神公昭感碑》开展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历史文化对话。活动伊始，刘宝峰老师带领大家逐字阅读碑文，对其中晦涩难懂的词句进行翻译解读，将碑文中展现的历史场景缓缓铺展在同学们面前。在研读学习过程中，老师抛出“思考这篇碑文能体现出什么？”问题，引发了大家的热烈讨论。大家各抒己见，从多维度剖析：于军事，碑文详细记载了明代边关将领依托北岳信仰征战御寇的过程，成化庚寅春，将士们在北岳神祇的精神加持下大获成功，成为明代北疆御寇战争的生动见证；于宗教文化，碑文中祈雨、禳氛还是祈兵事体现了人神交流的特点，表明了北岳信仰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精神力量。随后，老师进行点评，肯定了大家的思考深度，同时强调要据碑文实际内容展开叙述、实事求是。
通过此次对《北岳神公昭感碑》的研读，激发了同学们对于中国地方民俗信仰的思考，深刻体会到古代碑刻作为历史“活档案”的独特价值，也为后续探索地方历史文化开辟了新的路径。
期待下一次读书活动！
（文/2307 张梦竹）
春秋读书会左传组举办2025年下半年第六次读书活动
2025年11月8日10:0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左传组在谢耀亭老师的带领下于晋学研究所开展了2025年下半年第六次读书活动。
本次读书内容聚焦《左传·隐公七年》的经传文本及其注疏。同学们首先对经文中“叔姬归于纪”“滕侯卒”“城中丘”等条目进行了逐字逐句的解读，并结合杨伯峻先生的注释，探讨了春秋时期婚姻制度、诸侯丧葬礼仪以及城池修建的礼制与农时关系。杨先生指出，“叔姬归于纪”可能为伯姬之媵，其迟归或因年幼，反映了春秋时期诸侯婚姻中的“媵妾”制度；而“城中丘”被记为“不时”，则体现了《左传》重视农时、反对非急务劳民的思想。
在传文部分，同学们重点讨论了“郑伯如周，始朝桓王”一事。杨伯峻先生注中引用杜预与何焯的观点，指出郑伯此次朝见周桓王，既有修复周郑关系的意图，亦可能因郑国与陈国结怨而寻求王室支持。然而“王不礼焉”，周桓王未以礼相待，引发周桓公“善郑以劝来者，犹惧不暨，况不礼焉”的劝谏，反映了春秋初期王室与诸侯之间微妙的权力关系。
此外，传文中“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一事，亦引起同学们的热烈讨论。杨伯峻先生通过考证“发币”“弗宾”等礼仪细节，指出凡伯因未以宾礼接待戎使而招致报复，反映了春秋时期“礼”在邦交中的重要作用。同学们结合《战国策》《淮南子》等文献，进一步探讨了戎族与周王室之间的冲突背景，以及《左传》在记载此类事件时的叙事笔法与历史观。
通过本次读书活动，同学们不仅深化了对《左传》文本的理解，也进一步掌握了结合经传注疏与历史背景进行文本分析的方法。大家纷纷表示，在杨伯峻先生严谨的考据与清晰的注释引导下，春秋时期复杂的历史图景逐渐清晰，激发了大家继续深入研读《左传》的热情。
期待下一次读书活动！
（文/2404 剌宇馨）
春秋读书会山西通史组举办2025年下半年第六次读书活动
2025年11月8日19：0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山西通史组在李子君老师的带领下于线上开展了2025年下半年第六次读书活动。
本次读书会主要讨论了忻州的佛迹兴衰，唐建瑰宝，讲述杨家将等武将抗击外敌事迹以及辽金史事与遗存，充分展现了忻州的历史文化与精神传承。
第五章“辉煌时代留下的深深印迹”由王彩霞同学为我们进行讲解，以五台山是如何被确立为文殊菩萨道场和全国佛教“首府”这一问题为切入点来开展本章的内容。北周“法难”后，隋初佛教复兴，隋文帝敕建五台五寺并设文殊像，使其逐步确立为文殊道场与全国佛教“首府”，而又因五台山清凉谷、寺契合《华严经》“清凉山”（文殊住处），加文殊信仰盛行，经《古清凉传》关联，使“清凉山”成为其别名。此外，书中涵盖了唐建瑰宝，南禅寺重建于唐建中三年（782），大殿为单檐歇山顶，无内柱、以12根立柱支撑，斗拱结构古朴；佛光寺同为唐代木构建筑，寺内留存北魏墓塔、唐代经幢等文物，除此之外还有静乐静居寺石窟和繁峙金银窖藏等宝贵遗存。在这里王彩霞同学也为我们展示了一些斗拱和龟形茶盒的图片并进行讲解。最后一部分是关于李克用父子的事迹，李克用获唐赐姓，割据河东，卒后李存勖葬其于雁门七里铺（晋王墓）；李存勖建后唐后失德，终被杀，亦葬代县，此地疑为李克用家族皇陵。
在王彩霞同学的讲解过程中，李子君老师对其进行了指导，如在图片展示时对其进行了补充讲解以及在同学提出有关“龟形茶盒用途”这一问题时进行了详细回答，并且针对于例如五代十国这类较为混乱的时期，李老师也提出了建议：可以利用思维导图等方式来对其进行梳理，围绕“什么时期什么政权如何发展”这一问题来进行整理。
曹钰梅同学主要讲解了第六章“武将文雄 各领风骚”部分内容,首先对本章内容进行整体概括，点明本章内容围绕宋辽金元时期的军事方面进行。杨业任代州刺史期间，长期驻守雁门关，曾率数千骑兵奇袭辽军十万大军，取得“雁门关大捷”；其子杨延昭后续驻守忻州宁武关等地，延续杨家对忻州边境的防御，当地至今留存“杨忠武祠”等纪念遗迹。佘太君本为“折家女”，折家将长期镇守府州，与驻守忻州的杨家将形成“晋陕联防”，共同抵御辽、西夏的侵扰，杨折两家同戍边的忠勇表现，凸显了其“满门忠烈”的形象。之后还有一些宋辽之间的战役，例如宋辽土墱寨之战，北宋张齐贤在五台县土墱寨击败辽军，扭转了宋辽边境战局；真宝和尚僧兵抗金，五台山真宝和尚率僧兵在繁峙、五台交界阻击金军，战败后殉节，本章同时提及僧兵抗金的事迹，是忻州地区“全民戍边”的缩影
在曹钰梅同学的讲解过程中，李子君老师通过一些例如“有关北汉，后汉与北宋的关系如何”等问题的提问来使同学们更加深入地了解本章内容，同时老师借“杨存中的正反两面评价”这一事件向我们例证了在史学研究中要始终保持严谨客观的态度，要有根据的进行研究。最后李老师再一次强调了像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这样历史上比较混乱的时期，我们一定要认真梳理其顺序与演变过程，可以通过多方途径查询，理清思路，提高理解和认识。
本次读书会圆满结束，期待下次读书会的开展！（文/2406 侯畅）
春秋读书会佛教史组举办2025年下半年第六次读书活动
2025年11月8日19：3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佛教史组在杨学勇老师的带领下于线上开展了2025年下半年第六次读书活动。
在本次读书会中，杨学勇老师带领大家继续阅读《续高僧传》卷二十四和卷二十五，此次研读涉及多位高僧的传记，如释僧猛、释智炫者、释昙选、释法通、释明瞻、释慧乘、释智实等人。
会议初，杨学勇老师自《续高僧传》九二四页为大家朗读，带领大家查阅并学习生僻字与繁体字。随后，杨学勇老师细致讲解了各位高僧的历史背景、人物生平、相关知识等。
在本次学习中，杨学勇老师重点围绕佛教与道教的争论这一主题展开，例如高僧释智炫者传中，讲述了周武帝借助佛教与道教的争论以灭佛的历史事件，最终“两教俱废”，众僧人“走赴齐都”。在高僧释僧猛传中，云花寺石碑铭“今犹存矣”，从实物史料带我们回到了当时的历史场景。同时杨老师也介绍了与山西相关的高僧释法通，为同学们普及了隰县早年初“未染正法”的社会风俗和北朝对人员流动严格管理的政治政策。并且带领同学们学习了方等忏等佛教知识。同学们在本次学习中，从佛学相关知识的基础上，认真探索了高僧们所处的历史环境，从书中汲取了众多中国古代史知识，不仅拓宽了对佛学层面的研究，而且回顾了中国古代史相关专业知识。
最后，杨学勇老师向大家收集疑问，同学们就历史学专业知识等方面提问，杨老师耐心回答，形成了一次良好的师生互动。
本次读书会圆满结束，期待下一次读书活动的开展！（文/2403 杨倪宾）
春秋读书会国史大纲组举办2025年下半年第五次读书活动
2025年11月9日10:0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国史大纲组在张焕君老师的带领下于腾讯会议开展了2025年下半年第五次读书活动。
本次读书会，张老师带领同学们阅读了《国史大纲》第六章第二节儒墨两家之兴起的后半部分内容。
读书会伊始，张老师从历史研究的两种核心叙述方式切入，有“从前往后”的方式，叙述按时间顺序完整呈现事件起源、发展与早期影响，逻辑连贯、信息全面，以这种方式研究墨家，能清晰还原墨家从创派到分化的完整历程，但易因信息密度大导致重点模糊；有“从后往前”的方式，叙述从最终结果逆向追溯因果，重点突出、高效聚焦，以这种方式研究墨家，可快速把握儒墨思想与政治实践的关联，但容易陷入“以今度古”的误区。老师强调后者方式有很大现实效用，研究古代科技、资本主义萌芽等课题，本质上都是从当下需求出发挖掘历史智慧，为现代问题提供借鉴。钱穆先生融合两种方法，既以“从前往后”梳理墨子“学儒而叛儒”的细节，又以“从后往前”分析儒墨思想关联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理解有序且详尽。
在讲到墨家的创始人墨子时，老师详细拆解“姓、氏、名、字”的概念差异与实践规则，这也是理解先秦社会阶层与人物身份的关键。春秋战国时期“姓”“氏”“名”“字”泾渭分明，功能各有不同：“姓”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多含“女”字旁，如姬、姜、嬴，代表血缘根源，核心功能是“别婚姻”，避免同姓通婚，女性称姓，常加排行或国名，如孟姜、齐姜；“氏”起源于父系氏族社会，是“姓”的分支，来源包括封地、官职、祖先名号、职业等，如孔、屈、司马、师，核心功能是“别贵贱”，体现社会地位，男子称氏，非贵族则无氏；“名”是婴儿出生三个月后由长辈所取的本名，供尊长称呼或自己谦称，如孔子名“丘”；“字”是男子二十岁冠礼、女子十五岁笄礼时取的表字，供平辈或晚辈尊称，与“名”多有意义关联，如同义、反义，孔子字“仲尼”，尼丘山为孔子出生地，“尼”与“丘”即有关联。
老师结合注释中人物进行分析，介之推、烛之武的史料仅载其名，为“之推”和“之武”，“介”“烛”可能为封地或氏，但无确证，“姓”与“字”均无记录，反映非贵族“姓氏难考”的特点；师旷为乐师、卜偃主管占卜、屠羊说祖上可能是屠羊的屠夫，是以职业为氏，原本非贵族，因地位上升需标识身份，故以世代相袭的职业为氏；崤之战中秦国将领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姓”未见于史料，“氏”或与排行，如孟、封地，如西乞、官职，如白乙相关，“名”为“视”“术”“丙”，“字”无确切记载；又举例孔子，为宋国贵族后裔，宋国为商朝后代，商姓子，所以孔子的“姓”为子，六世祖孔父嘉是宋国大夫，任大司马，因官职与封地得“孔”氏，所以孔子的“氏”为孔，名丘，字仲尼，完全符合贵族“称氏不称姓”的规范。老师补充，战国末期至秦汉，“姓”与“氏”逐渐合一，“氏”成为后世“姓”的主流，如孔子“孔氏”演变为“孔姓”，这一演变反映了贵族制度的衰落与平民阶层的崛起。
钱穆先生讲述“墨”非墨子姓氏，而是与周代“五刑”之首的“墨刑”相关——“墨刑”即面额刺字，在汉代称“黥刑”，古代常以受墨刑的刑徒充任手工业劳动者，“墨者”即“黥徒”，故以“墨”名派。墨子的姓氏已不可考，因春秋战国“男子称氏不称姓，非贵族则无氏”，墨子身为劳工，无明确氏可称，姓氏记载自然模糊。关于学术渊源，墨子曾受教于孔门，后因全面反对儒家物质与精神主张，脱离儒家自创教义，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宗旨，提出包括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的十大主张，内部逻辑严密，服务于社会公平与民生福祉。具体言之，墨家在社会伦理方面以“兼爱”为核心，主张“视人之父若其父”“视人之国若其国”，反对儒家“爱有差等”；“非攻”反对侵略战争，认为战争“伤人命、损其才”。在政治主张上，“尚贤”主张“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打破贵族世袭；“尚同”主张“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为天子”，建立统一的社会秩序。经济与生活上，“节用”“节葬”“非乐”皆反对贵族奢侈，“节葬”主张“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领，足以朽肉”，反对“厚葬久丧”；“非乐”认为音乐“费财劳力，于民无利”。理论架构上是以“天志”“明鬼”为“兼爱”“非攻”提供外在依据，主张“天欲义而恶不义”，“鬼神能扬善惩恶”；“非命”否定命运说，强调“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钱穆先生认为墨家“颇有似后世江湖秘密结社的样子”，其组织纪律性极强，以“巨子”为核心，徒众进退出处皆听命于巨子，墨翟为第一代巨子，有“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成员需遵守“墨者之法”即“杀人者死，伤人者刑”，为官所得俸禄需向团体奉献，实现“有财相分”。而且墨家不仅是学术派别，更是行动集体，如墨子阻止楚王攻宋，派禽滑厘率300门徒助宋守城，践行“非攻”主张。在墨子死后，墨家分化为相里氏之墨、邓陵氏之墨、相夫氏之墨三派，后期墨家又摒弃前期“天志”“明鬼”的宗教色彩，专注逻辑学、光学、力学研究，《墨经》为集大成之作。
老师讲到墨家对儒家物质主张的彻底反对。其以“实用主义”批判“奢侈浪费”，重构社会资源分配逻辑，从劳工阶层的生存需求出发，对儒家在物质层面的礼乐、丧葬、日常消费主张展开全面批判，反对贵族阶层对社会资源的浪费，主张将资源优先用于民生保障。反对儒家的礼乐制度，批判其非实用且消耗资源，认为儒家推崇的“钟鸣鼎食”“编钟演奏”“礼仪排场”，本质是贵族阶层的奢侈消费，既不产生实际价值，又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认为制作礼乐器具，如青铜编钟、华丽礼服，需占用工匠时间，耽误农业、手工业生产；演奏礼乐需专人训练，导致劳动力脱离生产；参与礼乐活动需贵族花费巨资，而底层民众却面临“饥不得食、寒不得衣”的困境。墨子明确提出“乐之为物，不可不禁也”，认为礼乐“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对社会民生毫无益处。当贵族在宗庙中演奏礼乐、举行繁琐仪式时，平民却在为温饱挣扎，这种物质分配的不公，正是社会动乱的根源之一。认为要彻底摒弃非实用的礼乐，将资源投入到“耕稼树艺”“纺绩织纴”等生产活动中，实现“利民生”的目标。反对儒家的“厚葬久丧”，认为其是浪费民财，主张“节葬”以保民生，儒家主张“三年之丧”，要求子女为父母守丧三年，其间需“居倚庐，寝苫枕块”，放弃生产；贵族丧葬更是“棺椁必重，衣衾必多，丘陇必巨”，甚至以活人殉葬，导致社会财富大量浪费。墨子站在贫民劳工经济的观点，认为这种丧葬方式是将本可养活活人的粮食、布匹用于埋葬死人，将本可从事生产的劳动力用于守丧，导致平民的贫困加剧。而墨家的丧葬标准则是“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领，足以朽肉”，掘地深浅以“下无沮漏，气无发泄”，哭丧仪式是“哭往哭来，反从事乎衣食之财”，无需长期守丧。这样的“节葬”既能表达对死者的哀悼，又不浪费资源，符合平民的生存需求。反对儒家的“等级消费”，针对上层贵族每日的歌舞升平和贫苦大众只能在温饱线上挣扎的不公现实，主张“节用”，追求资源平等分配，“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即所有社会成员的消费都应以满足基本生存需求为限，超越这一标准的消费都是“奢侈”。墨子在《节用》中有详细规划，饮食“足以充虚继气，强股肱，耳目聪明”即可，不追求美味；衣服“冬以圉寒，夏以圉暑”即可，不追求华丽；住房“冬以圉风寒，夏以圉暑雨”即可，不追求高大豪华；交通工具“全固轻利，可以任重致远”即可，不追求装饰。通过社会资源平均分配实现“人无贵贱，皆得温饱”的平等目标。
墨家对儒家精神主张也是全面否定。其以“天志”对抗“仁”和“礼乐”，从伦理观、天命观、社会秩序观等，构建了一套彻底脱离贵族伦理的平民精神体系。反对儒家等差之爱，以“兼爱”否定“亲疏有别”，追求人际平等，儒家以“仁”为核心伦理，主张孝弟为仁之本，认为爱是从家庭血缘出发的差等之爱，对父母的爱多于对兄弟的爱，对兄弟的爱多于对朋友的爱，对朋友的爱多于对陌生人的爱，这种“亲疏有别”的爱符合人性自然情感。墨家则提出“兼爱”，主张“视人之父若其父”“视人之国若其国”，要求打破血缘、地域、等级的界限，实现无差别的平等之爱。墨子认为儒家的等差之爱是社会矛盾的根源，以为“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因为爱有差等，才导致家庭不和、君臣离心、国家攻伐。墨家的“兼爱”则要求“爱人若爱其身”，通过无差别的爱消除利益冲突，实现“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的社会秩序。反对儒家“天命观”，以“非命”批判“死生有命”，强调“强力从事”，儒家主张“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认为人的寿命、贫富、祸福皆由天命决定，人应“知命”“顺命”，不可强行改变。墨家则提出“非命”，彻底否定天命的存在，认为“命者，暴王所作，穷人所术，非仁者之言也”天命观是暴君用来麻痹民众、穷人用来逃避责任的工具。墨子在《非命》中提出“三表法”批判天命观：“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即古代圣王通过“强力从事”实现国泰民安，而非依赖天命；“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即百姓从未“见命之物，闻命之声”，天命无事实依据；“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即若相信天命，民众会“怠于从事”，导致国家贫困、人口减少、刑政混乱。本质是鼓励平民通过劳动改变命运，达到“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的结果，与墨家代表的劳工集团的立场高度一致。反对儒家“以礼治国”，以“尚贤”“尚同”否定“贵族专政”，构建平民政治秩序，儒家主张“为国以礼”，认为社会秩序的核心是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关系，官员选拔优先考虑贵族子弟，即使是“学而优则仕”的“仕”也以熟悉贵族礼乐为前提。墨家则提出“尚贤”“尚同”，彻底否定贵族专政，主张构建平民主导的政治秩序。“尚贤”主张“官无常贵，民无终贱”，选拔官员不应看出身，而应看贤能，认为“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即使是农民、工匠，只要有贤德、有才能，也可担任高官；“尚同”主张“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为天子”，天子、诸侯、大夫均由民众选举产生，各级统治者需“上同于天志”，推行“兼爱”“非攻”“节用”政策，实现“天下大同”。
钱穆先生引入早期基督教教义来分析墨子与耶稣的本质不同。墨子与耶稣虽均提倡“博爱”，但从思想内核看，耶稣主张“上帝为父”，认为人类皆为弟兄，其“博爱”建立在宗教神圣性之上，如《路加福音》记载耶稣要求门徒“自恨弃父母、妻子、兄弟，甚至于他自己的生命”，超越世俗家庭伦理，目标是引导信徒进入“天国”，带有神秘性与超越性；墨子的“兼爱”则立足现世人际关系，主张“视人之父若其父”，以“天志”的“天欲义而恶不义”为理论支撑，追求“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的平等人间秩序，无宗教神秘性，本质是社会改革家的主张。从实践路径看，早期基督教通过“洗礼”“圣餐”等仪式构建信仰共同体，强调“信而得救”，逐渐发展为宗教组织；墨家则通过巨子制度和苦行实践凝聚团体，注重兴利除害的“现实行动”，始终是世俗学术与行动派别。从社会影响看，早期基督教约产生于1世纪中叶巴勒斯坦地区，是犹太人民反抗罗马统治的产物，教义融合犹太教一神论、救世主观念及希腊哲学，313年《米兰敕令》后合法化，392年成为罗马帝国国教，其“博爱”思想对西方家庭观、伦理观影响深远；而墨家因“自苦为极”的实践标准过高、“天志”理论不稳固，秦汉后逐渐衰落，二者本质上分别是世俗改革家与宗教信仰教主。
钱穆先生以对贵族生活的态度，即激进和温和的程度为标准，将先秦学派分为左右两派。右派包括儒家、法家等，积极向前、温和乐观，主张制度改良；左派包括墨家、道家等，消极激烈、易陷悲观，主张打破现有秩序。钱穆先生将法家归为“极端右派”，因其一不讲自由，二不讲福利，仅重权威秩序，偏于保守；墨家则为典型左派，彻底批判贵族奢侈生活，以大禹为崇拜偶像，坚持“自苦为极”，但因脱离人性与历史语境，难以长期推行。老师强调这种“忽视人性的理想主义”在后世多次引发灾难，介绍二十世纪三大反乌托邦小说：《1984》、《美丽新世界》、《我们》和《古拉格群岛》，奥威尔《1984》描绘“电幕监控”“历史篡改”的极权社会，揭示思想控制对人性的摧残；赫胥黎《美丽新世界》通过“基因分级”“药物麻痹”的虚假幸福，批判技术异化对自由的剥夺；扎米亚京《我们》以“透明玻璃房”“统一时刻表”的绝对秩序，展现理性极权对个性的抹杀；而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基于亲身经历，系统揭露苏联劳改营体系的残酷现实，记录数百万囚犯在极权体制下的苦难，成为对“乌托邦”实践最沉痛的反思。这些文本与历史实践共同证明，任何脱离人性本质——人有欲望、有情感差异和历史语境——社会发展阶段限制的“完美理想”，最终都会走向其反面，墨家“兼爱”、法家“极权”及后世极端运动的失败，皆印证了这一规律。
老师将先秦学派的左右划分延伸至现代，结合秦晖先生观点与中外实践展开论述。秦晖先生认为，左右派的本质区别在于“对平等与自由的优先排序”，左派侧重“结果平等”，主张政府干预；右派侧重“机会自由”，主张减少干预。举例美国语境，左派集中于高知领域，强调性别平等、种族平等与高福利；右派注重传统家庭秩序、宗教信仰与自由市场。
最后，老师强调，两千年时间跨度在人类智力发展史上微不足道，古今人类面临的核心问题，如平等与自由、人性与秩序等并无本质差异，而我们学习历史的关键在于“穿透表象”，既要读懂历史记载文献以避免误解或歧义，又要适当引申比较，从历史研究和当代实践中把握人性与社会的本质规律，找到核心脉络与跨越时空的思想启示。同学们受益匪浅。
期待下一次读书会的开展！
（文/2401 李奕飞）
春秋读书会长城史组举办2025年下半年第四次读书活动
2025年11月9日13:3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长城史组在韩帅老师的带领下于南区5103教室开展了2025年下半年第四次读书活动。
本次读书会接着上次会议读《直隶巡按胡良机为夷情及失事官员拟罪等事题本》，选自《中国明朝档案总汇》。
上次会议讲到罪犯靳文炳等人被呈解本道。道臣认为独石岩边独在塞北，三面临戎，更应该警惕夷人入侵并严加看守，而靳文炳无能、守备不设并将营马私用。同时哨探不明以至于夷骑直侵内地。而当时张源父子力战使得胜败相持。如果整兵合剿，必能将夷骑一举拿下。现实是这些将领并未去帮忙，导致明朝处于被动，带来不利的影响。故不能因没很大损失而免除他们的责任。倪瑞麟、张应麒等情有可原，革职足矣。吴国孝、吴天角仍照原罪惩治。上报巡按御史，其认为对千把总等官的处罚太轻，不能仅受杖刑。小守的处罚也太轻。故其要求重新定罪。遂将靳文炳等人在三审问，最后结果为：靳文炳处死，张源革职，倪瑞麟、张应麒降级、擬杖，杨时蕡、杨国栋、吴国孝、吴天角、姚思友都有责任，据罪稍微惩罚即可。到此本篇档案结束。在读书会的最后韩帅老师围绕明代的世兵制为我们进行了讲解。
在本次读书会中，韩帅老师带领我们接着学习了上次会议的档案，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到明代行政流程的繁琐。同时在读书会最后，通过韩帅老师的讲解，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到了明朝世兵制的相关内容。
本次读书会圆满结束，期待下一次活动的举行！
（文/2307 孙佳甜）
春秋读书会东亚组举办2025年下半年第六次读书活动
2025年11月9日下午18:3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东亚组在郭小鹏老师的带领下于南区5103教室成功开展了2025年下半年第六次读书活动。
本次读书会中，大家继续深入阅读了《东京百年史》第二章“文明开化”部分的内容，主要围绕日本交通方式的变迁与城市面貌的改变进行了深入探讨。
作者提出，明治维新之后，东京的交通运输开始从徒步和水路运输过渡到车辆运输。1869年左右，人力车出现在日本桥，数年后其数量大增，但随着较先进的交通工具的出现，数量急剧减少。1871年天皇首次乘坐马车前往滨离宫，随后，马车作为公共交通工具在银座等地运营。1883年，铁道马车被引入，不到十年，东京就开始试验电车，到1903年日本第一条公共电车线路开通。在这里，作者引用永井荷风的小说，描述了因电车故障对人民生活造成影响的状况。1872年日本铁路开始投入使用，随着私营企业的铁路网建设，使城市发生了巨变，但铁路的修建也遭到了官僚机构和军队人士的反对，影响了部分铁路的选址。
其中，作者利用浮世绘中的内容，为我们展现当时交通工具的变迁。明治早期的浮世绘画家热衷描绘火车和铁轨，作品虽多位空想，却充满感染力。作者主要介绍了明治浮世绘版画大师小林清亲的作品。从小林的绘画技巧和风格变化，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交通方式急剧变化时代下带来的忧郁与惆怅。之后，作者介绍了随着汽车的登场以及街道和路况的改善，水路重要性的下降，如隅田川上的船只仍用于娱乐活动，但乘船游览几乎绝迹。同时，船只和水路的不复存在，也给晚期江户的氛围造成了更具毁灭性的影响。
最后，作者阐述了火灾与城市消防体系建设的演变。1872年银座大火和1881年神田大火对城市造成了巨大破坏。神田大火终结了小林作为浮世绘画家的辉煌岁月。为了能够抵御火灾，统治者尝试在银座推广红砖建筑，但由于不适应日本气候，未能全面普及，并且在提高城市防火能力的同时，城市中传统建筑的美感也逐渐消失。作者通过美国学者莫尔斯记录的东京消防员工作方法，为我们展现了他们通过剥离房屋瓦片组织火势蔓延的高超技巧。
总之，明治维新后，东京的交通方式从徒步和水路转向车辆运输，经历了人力车、马车、电车到铁路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城市面貌与生活方式随之改变。
本次读书会圆满结束，期待下次活动的开展！
（文/25级世界史 杨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