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读书会左传组举办2025年下半年第四次读书活动
2025年10月25日9:0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左传组在谢耀亭老师的带领下于晋学研究中心开展了2025年下半年第四次读书活动。
成员们首先系统研读了隐公元年至隐公二年的多条经文及传文，重点关注“公矢鱼于棠”等重要记载。杨伯峻先生在注释中详细考证了“棠”地的地理位置，指出“棠距曲阜较远”，并结合杜预注及《水经注》等文献，阐明其在鲁国边疆格局中的特殊意义。通过对比不同版本的注疏，成员们深入理解了该事件背后蕴含的政治与地理背景。
在后续的研读中，大家重点分析了“春，宋公使郴子来朝”等条目。杨伯峻先生通过梳理《春秋》笔法与《左传》叙事，揭示了这些记载所反映的诸侯交往礼仪与政治关系。注释中特别强调了“朝聘”礼制在春秋时期的具体实践，以及《左传》对经文的补充说明作用。
此外，成员们还细致研读了关于“司空无骇入极”等史事的注释。杨伯峻先生结合金文资料与传世文献，对“司空”官职的职能、“极”地的地理方位进行了系统考证，展现了其融合多学科证据的治学方法。通过对“隐公不书即位”等问题的文本分析，大家进一步认识到《春秋》编纂体例的特点。
本次精读活动通过对隐公初年经传文本的逐条研读，使成员们对《春秋左传注》的注释体例与学术价值有了更深入的体会。杨伯峻先生在训诂、考据方面的严谨态度，以及在历史地理、职官制度等领域的广博征引，为理解早期编年史提供了重要参考。
期待下一次读书活动！
（文/2404 剌宇馨）
春秋读书会山西通史组举办2025年下半年第五次读书活动
2025年10月25日19:0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山西通史组在李子君老师的带领下于线上开展了2025年下半年第五次读书活动。
本次读书会主要讨论了忻州在秦汉三国时期的政治演变、经济发展和文化交融，凸显了忻州在三晋以乃至北方历史进程中的独特作用。
第三章“雁门关下留佳话”的阅读改用“学生领读”和“老师指导”的方式进行。魏子鑫同学领读该部分，围绕特定历史阶段忻州的发展历程。政治方面，忻州因地处交通枢纽与疆域前沿，成为多政权角逐的战略焦点，行政建制随朝代更迭不断调整，统治者通过修缮城防、整饬吏治、安抚部族等举措，筑牢了北方疆域稳定的重要屏障。经济方面，汾河、滹沱河流域的农业在耕作技术革新与水利兴修中持续进步，冶铁、纺织、陶瓷等手工业形成特色门类，边境贸易的兴盛则推动了汉与匈奴等民族的物资互通，使忻州成为北方商贸往来的关键节点。文化社会方面，民族迁徙杂居促成胡汉文化深度融合，语言、习俗相互浸润，其中宗教文留下诸多遗存。本章清晰地勾勒出忻州在该时期坚守发展、多元交融的历史轨迹，凸显了其在三晋与北方历史进程中的枢纽作用。
在魏子鑫同学讲解完之后，李子君老师进行了指导，指出了讲解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因为阅读不充分导致的内容理解错误、特定称谓读音不正确、以及要关注地名、建筑名，思考其名称由来与政治文化等的关系。除此之外，老师也对魏子鑫同学进行了肯定，表扬其语速适中，不急不缓。
支晓钰同学主要讲解了第四章“乱世出英豪”部分内容，先从概述内容出发，总结了第四章的核心范畴，点明了十六国北朝阶段忻州历史发展的时代特征，为更好阅读正文部分奠定基础。受时间原因限制，支晓钰同学仅围绕忻州人物刘渊、刘聪讲述了“五胡十六国”初期前赵政权的兴衰。忻州人匈奴族刘渊借西晋内乱，于304年建汉国即前赵，他吸收和接纳中原文化程度深，得人心，执政时注重胡汉关系。刘渊死后，其子刘聪夺权继位，灭西晋后沉迷享乐、奢侈腐化。李子君老师同样对其进行了指导，指出支晓钰同学在分享中存在归纳总结不充分的问题，还提到要注意用词表达，如不提倡“汉化”一词，应改为民族融合之类的词语，并强调了这一段历史中的主要人物如尔朱荣、高欢等等，指出人物事迹的重要性。李子君老师也表扬了支晓钰同学的优点，认为其整体讲解值得肯定。
本次读书会圆满结束，期待下次读书会的开展！
（文/2402 刘小婷）
春秋读书会国史大纲组举办2025年下半年第三次读书活动
2025年10月26日10:0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国史大纲组在张焕君老师的带领下于腾讯会议开展了2025年下半年第三次读书活动。
本次读书会，张老师带领同学们阅读了《国史大纲》第六章第一节春秋时代之贵族学的内容。
读书会伊始，张老师针对本节所讲指出：春秋时代的文化和教育资源是完全被王室和贵族掌控的，具有封闭性和限制性。而战国时期兴起的新学术则是发端于民间，能够在民间自由传播和流动。老师说到战国时的大学者、大思想家，指出他们的思维总是具有超前性的，比如孔子和老子，他们的思想对今天的人们仍有启示意义。但无论是哪个学派的思想，尤其是曾引起社会思潮的大学派，都是针对当时个人或群体如何生存和发展、以及社会如何运行等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
同时，老师引导同学们将战国时期新学术的兴起放到此时期整个中国社会的大转型的角度来看。春秋是西周宗法封建的延续，而战国则是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先声。春秋和战国的对比，实质上就是周制和秦制的对比。周秦之变，其变革之深、之烈，是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所罕有的。老师引用唐德刚的“三峡论”，指出战国时代的转型是长期且曲折的，一直发展到秦汉时期，最终完成由封建向帝制的转变。而春秋时的社会制度、秩序虽然被破坏和怀疑，但距离真正的重建还有一段距离，当时的人们最是迷茫，是在不安中前进。
西周立国实行宗法分封制，国家即是家族的扩大。家族通过繁衍和通婚异姓，在数量上和世系上得以不断扩大和延续。家族有宗庙，宗庙里祭祀辈分的亲疏就决定了身份地位的高低，谱牒则代表政治上的名分。天子进行祭礼，诸侯则前来助祭。祭祀必有主持者，即“宰”和“相”，操持着礼仪与名分，其间有歌颂、有祈祷、有盟誓，书面保存的颂词、祷文、誓书就是后来的历史。此外还包括祝史所测定的历法和祖先灾异说明，与前者共同构成历史。最典型的是周公的“金縢之书”，周公凭借家族成员和王室重臣的双重身份，通过家族团体性交换的方式，以三王为中介，将自身作为“替身”进行祭祀，所保存下来的文书既是礼制对“敬畏天命”的要求，也是政治与宗教互动的产物，是珍贵的历史。老师在这里还讲到了昭穆制度，太祖最尊，坐西面东；太祖之子为昭，昭，意有光明，坐北面南；太祖之孙为穆，穆，意有庄严幽深，坐南面北。其后太祖孙之子又为昭，始祖孙之孙又为穆，不断延续，最终形成”父昭子穆、祖孙同列”的排列次序。
钱穆先生在书中说到：“大抵古代学术，只有一个‘礼’。古代学者，只有一个‘史’”。当时礼的范围与之后所熟知的“五礼”有很大不同，天道、鬼神、灾祥等也包含于其中。史也有瞽史、祝史、史巫的分类，司天、司鬼神、司卜筮等职能各不相同。老师在这里提问到：“为什么钱穆先生在这里只提到了礼，而没有乐？乐是被包含在礼中吗？礼与乐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在当时背景下，古人将“礼”作为沟通人神的仪式，是统治阶层政权维稳的必需品，排在最重要的地位，而“乐”的地位则稍低，乐师的地位也是相对低于史的。推其根源，在文字尚未发明时，远古人类依靠声音来传递信息，利用耳朵更多，等到文字被发明和使用，至少在精英阶层被使用，眼睛则会用的更多。礼是仪式，是身体上的动作，依靠眼睛更多，而乐是用耳朵听的声音，从“听”到“读”，可以说是一种时代的嬗变。
随着周天子的封建与王室的衰微，史官逐渐分布流散于列国，王家的学术也逐步广布，但史官在身份认同与学术归属上，仍是王室专有的，而不是诸侯的。钱穆先生举例说明，周成王赐鲁“祝、宗、卜、史”，卫太史柳庄死，卫献公告尸曰：“柳庄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晋、齐史官记载历史，书“赵盾弑其君”、“崔杼弑其君”，而不以晋、齐的君主为自己的君主等等。由于史官分布流散的时间与地点不同，列国有史的先后也是不同的，诸侯有国史，则世系传承可书写保存，诸侯无史，则世系传承不可记，或诸侯国灭，则史料自然不会流传。虽然如此，但学者与学术在现实分布和传播上已有相当的扩大。
礼本是祭祀的仪式，推广而为贵族阶层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具有宗教与政治的双重效用，而礼本身是需要贵族去主动学习的。礼的动摇，即标志着封建制度的崩坏。钱穆先生认为非礼的行为诞生于贵族的奢侈与僭越，他们或是不知礼，或是不在意礼。典型代表是鲁国的三桓，“季氏旅于泰山”，僭越了天子和诸侯之礼，“八佾舞于庭”，僭越了天子之礼，“三家者以雍彻”，僭越了天子之礼。于是，贵族中就有了“知礼”与“不知礼”的区别。专门研究礼的“学者”也开始显露。钱穆先生以《左传》中记载列国君卿间赋诗相酬应答的次数来衡量当时礼文被使用的情况，始于鲁僖公，公元前659年至公元前627年在位，仅一次，盛于鲁襄公、鲁昭公，分别于公元前572年至公元前542年和公元前541至公元前510年在位，昭公时达二十九次，襄公时达二十五次，衰落于鲁定公、鲁哀公，分别于公元前509年至公元前495年和公元前494年至公元前468年在位，定公时仅一次，哀公时则无。当时的知礼博学者很多，如晋有叔向，齐有晏婴，郑有子产，宋有向戌，他们既参与列国政治，又颇知礼文。但在当时的大环境下，由于贵族阶层的日渐腐化，往往知礼的、有学问的，常常居于下位，而不知礼的、无学问的却高居上位。
老师在这里引导同学们再次思考，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从公元前551年到公元前479年，历经鲁国襄公、昭公、定公、哀公四位国君，而当时列国间的争霸战争实际上已趋于缓和，尤其是在公元前546年晋楚弭兵后，中原已很少有大规模的战争，战场向东南的吴国、越国、楚国之间转移，那为什么孔子还在感叹“礼崩乐坏”呢？老师指出，礼代表着贵族的身份地位，相应的地位行相应的礼节。有一个反例，公元前526年，晋国的韩宣子访问郑国，郑国举行接待仪式，郑国的一位世袭贵族子张因迟到未能进入固定的席位，而是站在宾客间。司礼官将子张驱赶至悬挂钟磬的乐器之间，引发了宾客的哄笑。子产批评，认为子张作为世袭大夫，应该知道自己的位置和职责。可见当时虽有贵族居其位，但不知其礼。
另外，礼是有其独特内涵的，不同的礼在不同的场合下，由不同的人来使用。秦穆公设宴款待时为晋国流亡公子的重耳时就是很好的体现。秦穆公赋诗第一首《采菽》——“虽无予之，路车乘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以诸侯朝见天子的场景为喻，表明对重耳的礼遇，并暗示未来可助其回国即位。重耳则赋《黍苗》——“芃芃黍苗，阴雨膏之。”借黍苗得雨生长，比喻重耳对秦穆公的依赖，以久旱盼甘霖喻对秦国援助的迫切期待，表达归附之意。
秦穆公又赋《鸠飞》——“宛彼鸣鸠，翰飞戾天。我心忧伤，念昔先人。”借思念先人之句，强调支持重耳是出于亲情，是因为重耳之父晋献公及其姊秦穆姬才施以援手，淡化政治交易色彩。重耳则应和赋《河水》——“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表达对秦穆公的敬意，承诺若返晋为君，将朝宗秦国，维持两国友好关系。秦穆公最后赋《六月》——“王于出征，以佐天子。”明确表示愿助重耳复国，并期望晋国未来辅佐周天子，称霸诸侯，标志双方达成协议。诗文被“断章取义”，附加含义，用隐意来表达自己的志向，十分的具有贵族之“典雅”，但结合这场宴会场合、双方的身份和对话的目的，可以很容易的看出这是一场贵族间的利益交易，双方出于自身私欲而赋诗，行礼文。这可能也是孔子感叹当时“礼崩乐坏”原因所在。
最后，老师说总结本次读书会，认为春秋时代的礼崩乐坏，并不代表着礼就完全失去了效用，而之后的百家争鸣，也绝不是一蹴而就的。所谓“非黑即白”的“二元论”不能够运用于历史的研究，绝对的“黑”、“白”只占很少的一部分，而更多的则是“灰色地带”，我们做历史研究，既要抓住当时的主要特征、主要矛盾，也不能忽视其它因素，只是囿于研究主题是十分危险的，真正的历史是灰色的，多线条的。使同学们受益匪浅。
期待下一次读书会的开展！
（文/2401 李奕飞）
春秋读书会清史史料组举办2025年下半年第一次读书活动
2025年10月26日10:0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清史史料组在鲁靖康老师的带领下于南区行政楼110开展了2025年下半年第一次读书活动。
本次读书会以“研读清代奏折，解析官僚制度与政治生态”为主题的读书会，围绕年羹尧受赐荔枝谢恩折、调任杭州将军谢恩折、甘肃捐监冒赈案、胡聘之奏请补授和林格尔抚民通判等史料，开启了一场学术探赜。
年羹尧受赐荔枝谢恩折的朱砂批红与调补杭州将军谢恩折的墨笔叙事，勾连起清代政治场域的隐秘符码。宋子煜同学引众人循文入史：驿路疾驰的荔枝，是皇权恩渥的物质载体，亦是君御臣下的无形笼络；而年羹尧军政职务的“实虚迁转”，则藏着帝王与臣下的博弈暗线。鲁老师继而点破：一折荔枝，是君臣际会中的权力隐喻；年羹尧奏折中“居功之笔”的张扬，恰是其承宠信于帝阍，至见疑于宸衷，最终落得身死名裂之局的伏笔——奏折的字里行间，从来不是私人语域，而是帝国权力的镜像。
当甘肃捐监冒赈案的卷宗铺展，“清代第一贪腐案”的沉重底色，影射出制度与人性的撕扯。捐监制度设置之初本为“以粮济民”，却因监管之阙、漏铜之蔽，沦为地方官僚“上下勾连、伪灾吞银”的工具。鲁老师以“官场生态的裹挟性”释之：当清廉者难立、同流者得进，“循吏变贪吏”便成制度病灶的必然表征；而“权力置于阳光、制度锁入樊笼”的思辨，更让这场百年前的弊案，照见吏治治理的恒常命题。甘肃弊案是制度罅隙里贪腐图谱的缩影。
读书会的终章，落于胡聘之奏请补授和林格尔抚民通判折所承载的清代任官制度肌理。鲁老师以“冲繁疲难”四字为钥，解锁明清地方行政的精细化逻辑：“冲”是交通枢纽的区位权重，“繁”是政务繁简的衡量刻度，“疲”是赋税逋欠的治理困局，“难”是民风劲悍的行政荆棘。四字分等，既是地方治理的精准画像，亦是中央权力向地方延伸的弹性策略。而晚清湘系势力的崛兴、官场捐银锢弊对民生的戕害，更让众人窥见制度的肌理之上从来叠印着时代的脉动与人性的褶皱。
是日之会，以档案为舟，渡历史之河：从奏折的朱批墨痕里，读君臣的权术与情谊；从弊案的卷宗残页中，辨制度的良窳与得失；从任官的分等之制间，识治理的精准与制衡。当史料的温度与史思的深度相融，清代官僚体系的运转密码，便在文句与文脉的交织中，渐次清晰。
本次读书会圆满结束，期待下一次活动的举行！
（文/2302 张舒婷）
春秋读书会佛教史组举办2025年下半年第四次读书活动
2025年10月26日14：0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佛教史组在杨学勇老师的带领下于南区X103教室开展了2025年下半年第四次读书活动。
在本次读书会中，杨学勇老师带领大家继续阅读《续高僧传》卷二十二与卷二十三，此次研读涉及多位高僧的传记，如释智诜、释智首、释慧琎、释法砺、释玄琬、释慧萧、释慧满、释慧进以及释道亮等。
活动伊始，杨学勇老师带领大家走进《续高僧传》的世界，为大家朗读书中内容，帮助大家更好识别繁体字与生僻字。随后，杨学勇老师邀请同学为大家朗读卷二十三相关内容，同时帮助同学们对书中内容进行翻译解释，繁简转换等，同学们认真记录，认真聆听，增强了同学们的翻译能力和繁体字辨认能力。
之后，杨学勇老师同我们一起释读本卷中各位高僧的传记，重点讲述了高僧释智首“自隋至唐，僧无国葬，创开模楷，时共重之”的隋唐佛教史重要历史事件；高僧释法砺“从静洪律师咨学四分……”为江南江北地区四分律传播与发展的历史提供了文献史料证据。同时杨老师还介绍了与山西相关的高僧释道亮等，使同学们在学习佛经知识的同时，加深了对山西历史的理解。本次学习中，同学们进一步加深了对《续高僧传》一书的理解，增进了同学们对佛教领域的兴趣，扩展了同学们关于佛教的知识面。
最后，杨学勇老师为大家提供了问答交流环节，同学们就佛教教义、历史背景等方面踊跃提问，杨老师耐心解答，并与大家深入讨论，形成了一次良好的师生互动。
本次佛经故事组读书会圆满结束，期待下一次读书会的开展！
（文/2403 杨倪宾）
春秋读书会仪式文化小组举办2025年下半年第二次读书活动
2025年10月26日15:0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仪式文化小组在王俊娜老师的带领下于一号楼地方文献资料室开展了2025年下半年第二次读书活动。
在本次读书会上，在王俊娜老师带领下我们阅读了《过渡仪式》的第五章。主要探讨了诞生与童年相关的过渡仪式。
首先，范热内普指出，视孕妇为不洁的民族通常会把这种不洁的观念传递到新生儿身上。新生儿进入社会类似于个体进入一个群体，需要经历一系列过渡仪式，其中分隔礼仪旨在将新生儿与“另一世界”分离，比如割断脐带以及此后围绕脐带干落所进行的礼仪，这些涉及切割某物的礼仪通常为分隔礼仪，意味着将孩子从无性别世界或人类社会前的世界分隔出来。而命名、仪礼性哺乳、浸礼等，则是将其聚合入有性别角色的社会与核心或扩延家庭、氏族或部落，属于聚合礼仪。其次，本章还以印度教徒和中国福建的仪式为例，解读了童年的礼仪，包括切割脐带、洒水和沐浴、脐带脱落、命名、第一次剪发、第一次与家人进餐、第一颗牙等，并且指出“告别童年”仪式一般以男孩、女孩的十六岁为节点，表示进入成熟期。范热内普强调生理成熟期与社会成熟期是有本质差异的两个问题，它们只是极偶尔重合，不认同舒尔茨和韦伯斯特关于“成人期与青春期偶合，此生理现象是所有仪式之起点”的观点。他认为割礼作为一种分隔礼仪，通过切割身体与普通人隔离，并自动聚合入某已界定的群体，由于切割行为会留下无法恢复的痕迹，所以这种聚合是永久的。最后，他还指出不能将礼仪从仪式进程系列中剥离出来单独考虑，而应放在整体背景中去理解，因为背景才能揭示某礼仪在整体仪式机制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这次读书会中，我们了解到了恩登布人仪式过程中同一仪式可能具有双重意义，其所具有的不同象征意义部分应用于分割，部分应用于聚合。
本次读书会圆满结束，期待下一次读书会的举行！
（文/2305 崔艺巾）
春秋读书会东亚组举办2025年下半年第五次读书活动
2025年10月26日下午18:3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东亚组在郭小鹏老师的引领下于线上成功开展了2025年下半年第五次读书活动。
本次读书会中，大家继续深入阅读了《东京百年史》第二章“文明开化”部分的内容，主要围绕日本首都与行政区划的变迁进行了深入探讨。
首先，大家聚焦于日本首都变迁所映射的权力更迭及其深远影响——从京都到江户。在幕府统治被推翻后，江户作为旧权力中心并未遭受严重破坏，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完善的基建，具备了成为首都的条件。但明治天皇仍然在京都和江户之间犹豫不决，最终将首都定于江户（后改名为东京），但并未正式承认东京的首都地位。当时，行政组织基本沿袭了幕府时期的制度。东京市的15个区在明治时期逐渐形成，并逐步扩展至23区。此外，大家还探讨了日本地方自治的推行，以及东京市长的选举情况，中间提到了两位杰出的东京市长：尾崎行雄和后藤新平，他们分别被誉为“宪政之神”和“日本议会之父”。
随后，我们深入讨论了东京在明治维新时期的城市发展、政治腐败和文化变迁等问题。1889年，东京首次举行市议会选举，但由于市政体制不完善，导致了官员和政商之间频现权钱交易。明治维新期间，东京经历了文明开化的洗礼，大量西方思想和文化涌入日本，但也引发了文化不协调的现象，尽管和洋折衷的思想普遍流行，一部分市民仍持有强烈的排外心理，下町地区盛行的町人文化也随之消逝。至1912年，东京人口逼近200万，外来人口众多，城市面貌呈现出贫民窟和富人区并存的复杂格局。
最后，我们学习了东京的地理和历史背景。东京的轨道交通网络彰显了城市的重要布局，如山手线作为关键的环线，连接了多个城市节点。东京站则是重要的城市换乘点，银座、新桥等地亦为重要的交通枢纽。
本次读书会圆满结束，期待下次活动的开展！
（文/2403 崔宇瑾）
春秋读书会人类文明史小组举办2025年下半年第五次读书活动
2025年10月26日19:00，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春秋读书会人类文明史小组在南区5103教室成功举办了2025年下半年第五次读书活动。
本次活动继续围绕《全球通史》展开，聚焦第十三章与第十四章内容，同学们积极参与讨论，王老师也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进行了细致解答，并结合现实启发同学们深入思考。
活动伊始，首先由两位同学分别为我们分享《全球通史》的第十三章和第十四章内容。
蔡祺同学从五个板块说明了传统的儒家文明的影响，儒家文明在积极方面，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物质利益和更大的心理保障，但是，消极的方面就是使得中国人较为安常守故。她还指出日本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它既方便从中华文明中获益，又方便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选择接受中华文明的元素。日本对于不论是中国还是从西欧等方等地所传过来的文化与习俗，基本上都是采用一种接受并改造的措施。
赵鸿娜同学总结第十四章内容论证了西方的“突破”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其独特的、多元化的社会结构作为温床，孕育了技术、经济、思想与政治的连锁反应。其中，商人阶层的崛起及其与王权的联盟是打通各个环节的关键。而通过与中国等集权文明的对比，更凸显了 “多元竞争”与“制度弹性”对于激发文明活力的决定性意义。
王老师在解答同学问题的同时，重点讲解了近代西方崛起的深层次原因。这一原因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纳为近代欧洲出现的多国竞争体系，其作为一个高压且开放的动力系统，通过持续不断的战争压力、制度竞争和全球扩张，迫使欧洲各国为了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不被淘汰而不断进行军事、财政、科技和经济制度的创新与革命。一方面，战争成为改革的“催化剂”。正如查尔斯·蒂利所言，“战争编织起欧洲民族国家之网，而准备战争创造出国家内部的结构。”为了支付昂贵的军费，欧洲君主们不得不与新兴的商人阶层合作，建立税收体系和国债系统，这无意中促进了现代财政国家和金融市场的诞生。这种在战争压力下产生的对技术和制度的“刚性需求”，是推动欧洲发生根本性变革的关键。另一方面，广泛存在的竞争使欧洲成为制度创新的“试验场”。由于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权威，欧洲成为了各种政治和经济制度的“试验场”。某个国家在某一领域的成功，会立即成为其他国家效仿或被迫应对的榜样。这种“择优劣汰”的竞争过程，尽管残酷，却客观上鼓励了更有效、更能动员社会资源的制度不断被创造和扩散。需要强调的是，上述这种在特定历史时期阴差阳错地成为激发欧洲巨大创造力和变革的引擎的“分裂的竞争”，也是造成二十世纪欧洲霸权衰落的重要原因。
（文/2307 段佳秀）
